父亲是1941年国庆节前出生在安徽霍邱县孟集的一个农村，听父亲说他的出生不比雷锋小时候好多少，小的时候，也就是8岁前（1949年），因为穷困，缺少吃的，我的奶奶和赵家（地主）有亲戚关系，托人去给赵家（父亲称其为表叔）做童工，为赵家放牛，一年的酬劳大约3斗米（一斗相当于现在12.5斤），住在推磨的驴房里，地下铺上高粱秸秆，简单的铺盖，6-8岁的年纪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生存努力了。父亲的父亲（我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听父亲说应该在他6岁（1947年）时走的，也是生病。

        “我现在先从老家，从我们郭家这个家事，给你回忆一下，我讲的这些呢，有些是听我上面的老人家讲的。比如说我老爹（爷爷），我都没见过，他有五个孩子，一辈子娶了三房太太，我们就有三个奶奶，我这个亲奶奶应该是第二房，你叫二老（二叔）（霍邱土话，是二叔，是三房太太那边的，原霍邱县化肥厂工作）及孟集乡下几个叔叔，那是同一个奶奶，我是一个奶奶。我还有一个大伯，他的母亲呢，也只生了大伯一个。大伯那一门绝了，没有后人，女的也没有，男的也没有了，我这个奶奶，姓赵，我父亲的母亲家就是三赵家（当地的地主）。我们家当时呢还可以，听说是烧酒的，在老家那个地方叫南酒王。后来生意不行，就没落了。之后，奶奶生了父亲，不幸的是她当时大出血，很快就去世了，因为家里没落，没有精力和条件来养活我父亲。父亲的姥姥家就接过去，雇的是奶妈，父亲就在老娘家长大的。”

      “所以我父亲是跟着到奶奶去赵家才有活命，赵家在那里叫赵圩子，因为是地主，生活还可以，十七八岁以后，至20岁，一直在帮助三赵家看圩子，就是保定，类似现在带枪的保安，所以我父亲一直算是老姥姥爷家长大的。”

        “后来快解放的时候，赵家回到隐贤那个地方，那里也有一个赵圩子，也是赵家的老家，他们搬离后，因我父亲跟赵圩子的关系，留下的部分土地就交给我父亲种，因为这个地，解放之后，我们家被政府认为搞土地出租，为什么土地出租呢？因为那田多，都算着我们的地了，其实我们就是捡拾的田种而已。”

          ---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准备时期（1946年5月4日至1949年）和实施时期（1950年至1953年）。全国土改基本完成，三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广大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同时，土改的完成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郭家本身在霍邱县孟集那块田地就就交给别的人家种，一年大概给我们几担（一担等于100斤）粮食，所以解放后，国家化成分，就化我们为小土地出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父亲8岁前从1941-1949年，国际上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国内以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1946年国共内战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国际国内战乱不断，普通人生活极其艰辛，能活下来已是好的命运。）

        “等到我父亲去世后，生活非常困难，我母亲就托人叫我到表叔家（赵家），赵家那时候已经是在隐贤那边了。当时托的人叫沙老三，我家实在困难，希望去赵家放牛，有口饭吃，后来就去了，时间是1948-49年，解放前我就回家了，表叔表婶因为全国打地主，整天闹得人心惶惶，让我回家，免受其扰。”

        （ ---第1家放牛）

        “我到赵家放牛，算走亲戚，没有受到虐待，每天都是五点钟起床，他们那里黄牛多，早上起来就开始捡拾牛和猪的粪便，用粪箕，他们的粪箕是用竹篮编的，挎着的，庄园子里到处捡拾，吃过饭后就去放牛。住的条件是玉米秸秆上铺稻草，稻草上面好像有个被单，上面再加一个被子，一边拴驴儿，一边睡铺就在那儿，就搁那儿睡觉，那过去叫厅屋，主人上面叫堂屋。至于挨打挨骂，那都没有。”

        “1949年解放后我就回家里了，还是没有吃的，我母亲又托人，托的人叫汪明国，按辈分叫表叔，他家在湾里有地，帮他家放牛，1年大概也就三斗（一斗等于12.5斤）粮，在霍邱县孟集那个地方，一年也就几十斤粮食，到了夏天，汪家还会给一条大粗布。”

        “到夏天就会用那条大粗布做一条大头巾，或是给买个草帽，在那个年代，算不错了，这就是在霍邱县孟集当时的生活情况。”

        （---第2家放牛）

          “后来大概1953年下半年，家里条件实在太差，确实没办法生活，当时我母亲一个人带着俺们三个（大姐、我、小妹），我们姐妹三个年纪都很小，生存艰难，父亲的的几个同父异母兄弟也因条件所限照顾不了俺们，后来我的老姨娘，就说带着孩子赶紧到北边去，北边的潘集有老刘家，他弟兄两个，也一直没有成家，能在一起组建个家庭，好在能吃口饭，孩子也能生存下来，再后来就和刘家一起生活下来，那个时间应该是1953年下半年，我记得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涨大水。”

          ---1954年淮河洪水为江淮梅雨造成的。且量大时长，仅七月一月的降雨量，就超过了全年平均降雨量，直接造成了安徽百年以来的特大水灾，雨量之大为历史之最，使淮河，长江水位超警戒线100多天，造成受灾人口一千五百多万，受灾农田五千余万亩。

        “在去霍邱县潘集前，老庄那时候没有房子，我们们四个（妈妈和我们姊妹三个）住在赵圩子外头，那里有三间房子，也是老赵家原来盖的房子。到潘集大概1954年，1955年我就不在家里了，我又帮人家放牛去了。刘家弟兄两个，老大我喊大伯，是个傻子，一天到晚疯疯疯癫癫的。”

        “在潘集，第一家放牛人家是我老姨，那时的粮食不多，我记得好像也是一年三斗米，在那里做了大概一年，除了放牛，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忙收稻谷入仓，要去田地里收粮食，到稻场晒，入仓，因为扫稻谷的条帚大拿不动，还要被表爹批评，说这孩子以后哪能学出来活呢，那大条子咯噔就要拿起走，不能来回甩。”

        “我那个表奶很好，她数落表爹，你看你一天嘴啰里啰嗦，孩子那么小不容易，不要那么说孩子。到第二年我也就不干了，我也确实嫌表爹嘴啰里啰嗦的，我那时也比较有个性，可能是长大了有些自尊的原因，他们怎么喊我，都没有再去干了。”

        （---第3家放牛）

        “后来又帮一家人放牛，大概是1956年，那家姓张，叫张继才，夫妻两个，一个孩子。三口人喂了一头小黄牛，叫我去给他放牛，我搁他那做了一年。那时我们都是孩子，给人家放牛都还不错，没人欺负，张家也不错的，张继才在俺家北边，离我们家有五六里路。”

        （---第4家放牛）

        “后来又去帮刘家放牛，刘梦林，刘梦林是我干爸那边的亲戚，那大概是1957年。记得那年夏天的下午，去洗澡，那个年代没有条件在家里洗澡，我就跑到大堰塘里洗澡，和我一同洗澡的还有一个叫贾炳如的人。”

        “贾炳如是刘梦林的小舅子，在帮刘家犁田，我帮刘家放牛，贾炳如那时大概40岁左右。贾炳如晚饭后也去大堰塘里洗澡，他洗完澡上岸去，往家里走，我正好一个人往塘里进。下到水里头后，不知道水下有土塘子，脚一滑人就掉进土塘里了，土塘一般都两三米深，因为不会游泳，只有两只手在水面扑打，河水咕噜咕噜往肚里灌，情况很危险。后来碰巧他回头，见我在那里拍打水，咕咚咕咚发出声音，他觉得异常，赶紧返回往我那边走。”

        “他发现我有异常后，马上下水，一手就把我推上来了，当时感觉脚能站在水里塘梗上了，我知道自己得救了，贾炳如那算救我一大命，没有他的回头，我那时也就结束了我的生命。后来我也多次想找他，一直没有成行，现在估计他已经去世了，我还是会去找他的墓碑，看他人埋在哪里，磕个头还个愿，我心里一直记得他，我这一辈子就欠他这个“账”，我今年准备清明节上坟，还去问问找找，看能否找到，争取还了那个愿望。”

      （---第5家放牛）

        “这是我在刘梦林家放牛的情况，后来又帮俺生产队放牛，生产队里有头牛是属于三个人的，马建华、金篾匠和刘石榴，都住在当时的街上，那头牛是国家奖励他们的，三家共有。”

        “他三家都是军人烈属，所以国家奖励，那头牛黄色的，有粗粗的大尾巴，我跟牛走，牛轮到谁家我就跟到谁家，我给个人家里放牛的经历就那些，到了1958年就回家了。开始加入互助组（1957年及之前），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再到加入人民公社（1958年），后来给生产队放牛了。”

      （---第6家及第7次放牛）

          ---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开始时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它经历了由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第二年，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8年我国农村改革逐步接建立人民公社制度。

        “在生产队放牛大概有一年的时间，1959年征兵我报名验审通过了，我们大队去了5个，有两个通过，我是其中一个，其实1958年征兵我也通过了，只是那时候霍邱县出现了名叫“二号病”的传染病，后来知道是霍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被通知，所有带兵的不准带了，因为这事，我们准备参军的几个人脑子几乎搞毁（坏）了，因为一心想去当兵，晚上睡觉在稻场上，睡睡就起来跑掉了，其实是梦游。到1959年了，又开始验兵，俺一个生产队去了六个。”

        “去了六个，只验上两个，我和我邻居姓聂的，就俺两个，军队通知生产队，生产队长就通知俺们两个。当时告诉我们，不要干活了，牛也不要放了，都可以去参军了，那时真是高兴极了，我的人生转折就此开始。”

        “接下来，我跟你讲讲部队服役的情况。”

        “我当兵入伍是1959年12月，大概20几号，我们从潘集走黄陂渡过河，然后到了霍邱城关，在城关换军队衣服，第三天就出发了，那天下雪又下雨，我们是步行到了霍邱县新店老码头，走了大概30多里路，然后坐船到蚌埠军营。”

          “上船的时候整个衣服都湿了，坐船舱里一夜，第二天到了蚌埠。我们第一站是蚌埠。下船后没有车，都是步行，我们那年当兵，发的衣服都是旧衣服，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穿过送回来的，衣服上都是被枪打过的，枪眼就用缝纫机把洞口收一收。”

        “那时国家困难，没发新衣服，都是旧的，就是个袜子和衬衣是新的，棉衣、帽子都是旧的。到蚌埠后我们就被分到新兵连，连续军训三个月，之后再分到老连队，我就在179师535团一营机枪连，跟你秦叔（一起去参军的同乡）俺们是一个连队。后来我被调到178师533团一营机枪连。”

        “在连队班里没干几天，有一天出操，副连长就把俺们（和秦叔）叫下来，你两个小同志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说没想法，就想来当兵，要逛逛大城市。后来副连长讲，当兵要打仗，你小同志，身上瘦啊，你到炊事班去吧。”

        “我到炊事班，你秦叔胖胖的，我们连长说他身体好，就分配他到饲养班，说那里能学到技术，学赶马车，当然不是汽车，我们两个是分到到一个连队，同一时间下到班里的。我们入伍以后，都能吃苦能干，我大概六个月就入党了，1962年到福建后转的正。”

        “到了第二年我就当了副班长，因为老兵有走的，大概1962年，到福建后我就了当炊事班长。”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听父亲说，在我们老家霍邱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吃的，饥荒饿死，人们想尽办法，只要能吃的都找来填肚子，甚至包括树皮、泥土，能活下来就是幸运，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去了部队，有饭吃也算是福。

        “那时去福建也是为了台湾备战，在福建呆了一年，我们是六月份去的，第二年七月份就往回走了，第一步回走转到江西防空，然后就慢慢往后撤，因为战备需要，不能一下撤回来。1963年撤回到安徽滁县了，回到部队旧地已是1964年了。”

        “1964年，我们营长就跟连长讲，说你们炊事班长不错，可以给他提个师傅长，我的连长叫马欣怡，他跟营长说我没有文化，营长说可以让他下到排里头，去锻炼锻炼，以后当个排长可以的。”

        “后来我真的就下到排里了，不在炊事班了，锻炼了一年，1965年回家过的年，快过年的时候，指导员和连长找我谈话。问我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有对象又谈好了，那就可以结婚了。”

          “其实提干为排长的批文早下来了，没有宣布而已，那时的连长和指导员对我都很好，说谈好了就结婚。1965年年三十我回的老家。收完假回去后，就宣布了，我为排长。排长当了大1-2两年，后来就提我为副连长。”

        “提我为178师533团一营二连（步兵连）的副连长，我到那儿过渡了大概有一年，后来又回到一营机枪连，原因是一营一连原叫机炮连，要分开为炮兵连和机枪连，原连长去了炮兵连，机枪连就没连长了，我又从二连副连长调回当连长了，连长职务这个时间最长，那大概是1966-67年的事了。”

        “一共当了八年的连长，为什么呢？支左部队都回来了，支左部队回来都是干部，哪个连都是双料，连里都没得提，除了连长指导员是单的，其他连副职都是两三个，没得安置，所以一直干到1978年。”

        ---支左，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统称。1967年1月23日，旅大警备区向市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以及报社、电台、邮电等要害部门和大厂矿、高等院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被称为“支左”。1976年后撤出。

        “后来就转业到地方了，记得是1978年九月份回霍邱县的。10月1号我上的班，一直就在石油公司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