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家庭和老师是孩子们最主要的影响力来源，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影响力。然而在今天，由大众文化(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以及流行音乐）施加的影响通常是更大的。
在十八岁之前，平均每个青少年在教室花费一万一千个小时而在电视机前花费两万两千个小时。他或她可能在学校上了一万三节课但是却已经看过七百五十万多个广告了。到三十五岁时他们上不超过两万堂课但是已经看过近四万五千个小时的电视，将近两百万部广告了。
大众传媒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从交流中通常使用的设备探究。现代广告通常借由口号和名人形象展示来给公众带来冲击。这种方法是为了调动人们的情绪并且为相应的产品、服务创造人为的需求。因此，许多人养成了对这些吸引情绪化、冲动回应的习惯。他们也想获得不同于家里和学校教授的价值观。广告通常将享受描述为比工作更有成就感，自我欣赏比自控更值得拥有，物质主义比理想主义更有意义。
电视节目用频繁的场景转换以及情感号召例如车祸、暴力和发生性关系来免使观众兴趣流失。然后在这一节点插入多个广告。这个作者分析了电视观众受到的注意力转变。在戏剧化节目中，注意力转移可能包括摄像机角度的变化；从一组角色的故事线（副线）转移到另一组上去，或者从当前的场景切换到过去的场景（闪回）或者幻想中去；还有切播突发新闻，进入广告时间，一个广告接一个广告，再回到节目中。当然也包括不同广告之间的切换导致的注意力转移。我发现每小时至少有七十八次切换，这不包括广告的转换。广告间的切换通常有六到五十四个，平均大约每十五秒的广告会发生十七次转移。注意力的移转总计每小时超过八百次，或者每分钟超过十四次。
这种操作使人们很难形成一个深度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他们希望教室和工作的地方提供他们从电视中感受到的同样的持续的兴奋源。当然那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并且当该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们会觉得老师很无聊，工作不令人感到充实。因为这样的人很少有耐心去读那些需要他们潜心思考的书，许多出版商已经用由名人写的快餐式图书取代了那些严肃的图书。
即使严肃类图书的作者想办法成为出版作者，在宣传活动中他们被指导要给出简短的戏剧性的答复，有时这以对文章的准确描述为代价。当有人指导上访谈节目的作者时，他们会给出这样的建议，当我问到预算赤字是好还是坏，你不能回答说这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负担。你只能说，这很好，或者这很糟糕。哪一个并不重要。（意思就是不要给出一个端水的答案。尽可能的简短，因为这会吸引到注意。）
报刊新闻业对于“哗众取宠”这一招也拿捏到位（陷入轰动效应的困境当中）。正如一位报纸编辑说的那样，记者就是在不断挖掘那些1到10等级中处于1或9的人，而不是关注那些处于中间位置的大多数人。另一个记者主张，新闻在于引发大量讨论而非给出一核实情况（新闻是观点而不是被证实的事实）。记者正默默地娱乐化而不是展示大众需要知道的真相。
现在政客比记者还要更令人不爽地去操控人们。有的政客并不是表达他们自己的主张，而是假装迎合人们所想的观念。许多政客都会雇佣专人调查民意、目标群体和去了解什么消息（选民）会买账。他们甚至会调查某些词汇的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近日我们经常听到诸如信任、家庭、品格、价值观的词。政治科学教授劳拉萨巴图说，在克林顿遭受弹劾期间，总统的顾问多次使用私人生活一词，詹姆士卡维尔在一个四分钟长的演讲中用了它六次，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能会说服人们相信总统宣誓后还撒谎没什么大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