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下午要在崂山的长湾山庄为一家来自淄博的公司培训，昨天一大早就赶到了仰口。正当我悠闲地在海边散步时，听到一位大姐打招呼：“您是李医生吧？”
忙答：“是啊。”
她说：“您还记得我吗？”
我想起来了，问：“刘先生还好吧？”
她答：“谢谢您还记得他，他在8年前就走了。”
尽管她很轻松，我的心却猛地紧了一下。她说，亲戚家就住附近，她是趁周末来探亲的。我不知该说什么，在接受了几句诸如“还是那么年轻”“一点儿都没变”之类的赞美后，就借故离开了。
刘先生是我所接触的第二位艾滋病毒感染者，从他的妻子口中得知已去世，彼时我的心情并不沉重却有些复杂，思绪的控制还是挺难的。
脑海中浮现出我从事艾滋病防控的那段经历，自然想到了跟刘先生的交往。应该说，数次深入交流，他让我从体验而不是从知识层面拓展了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心理）的认知，就是在那时我意识到：不只神秘来自于无知，其实恐惧也是无知造成的！
刘先生不姓刘，至于他姓什么我记不清了。从认识的那天起我就称他为刘先生，记得第一次这样称呼时，他妻子也没觉得有何奇怪的。
从我们认识算起，转眼间就是20个春秋，我已离开艾滋病防控这个专业多年。《与艾滋病毒感染者握手》是当年为《人之初》杂志涂鸦的，今晨晒出来，与其说是悼念刘先生并呼唤对艾滋病人的关爱，倒不如说是向自己逝去的年轻岁月致敬更恰当一些。
各位看官，若感兴趣就读读吧，别笑话，当年的我，文笔就是如此青涩！
1999年春天的一日，青岛体育馆对面宽阔的草坪广场，我们两家人不期而遇：我这边是一家三口，刚刚蹒跚学步的儿子累了，静静地趴在我的怀里；他那边也是一家三口，乖巧的女儿紧紧偎在母亲身边。
“李医生，你好！”他先向我致意。
“你好！”我一边回敬，一边介绍身边的妻子和他认识：“这位是刘先生，我朋友。”
妻子礼貌地将手伸到了她初次见面的刘先生面前，和刘先生的手极短暂地一握，时间不过一秒。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刘先生一家走了。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铺垫后，我对准备落座的妻子说：“你今天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我严肃地问：“你知道刚才和你握手的那位是谁吗？”
妻子显然没有把我的话当正经，紧紧抱着儿子，没吱声。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们认识不久，但合作很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我说：“你很幸运。据我所知，目前在全国能够有机会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者病人握过手的女医务工作者不会超过一百人。”
“啊？！”妻子短短地惊叫了一声。当她证实在明媚的春光里我不是在玩一个黑色幽默时，脸上顿时失去血色。只见她极迅速地将儿子塞到我怀里，随后用力地在外套上揉擦那只刚才被刘先生握过的右手，嘴里还不住的埋怨着。
这已成为我们之间彼此取乐的笑柄。但当时我所感到的不是好笑。对妻子的一系列反应，比如赶紧“打的”回家、不再碰儿子、回家后抓紧洗澡、换洗了早上刚刚换洗过的衣服，等等，我没有感到任何好笑。
这就是我妻子——一个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且在大医院工作，并与我这样一位在艾滋病防控领域工作的医生共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多年，掌握了大量有关艾滋病知识和信息的医务工作者——在知道自己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握过手后的反应。我再一次深深感到，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被社会视若洪水猛兽，与世隔绝的痛苦。为什么许多感染者要隐姓埋名、逃往异地，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想去故意将病毒传播给别人，他们只是害怕失去与社会的交流，因为他们是人，有与别人交往的需要。同时，自此之后不久，让我看到了这种由于无知而导致的恐惧并非不可逾越：也就是我的妻子，却在真正地与像刘先生这样的感染者面对面接触之后，很快便能够在他们面前谈笑风生了。
当然，这是后话。
刘先生很快就走进了我的生活。
1997年11月初，我去马尼拉参加了“第四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之后，又去杭州出席了一个艾滋病与社会行为研讨会。我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电话键盘上拨了刘先生的传呼号，听到要求留言信息后，我简短地按下了三个数字“007”。这让人想起那个在危难之中总能转危为安的美国银幕人物。不是巧合，我们选择这个号码作为联络暗号的确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我知道，刘先生看到这个号码会立即回话。
“回来了？”
“回来了！”
彼此熟悉之后，客套已经省略了。我说：“你托我的事情办了。也见到她了。”
在我赴菲律宾之前，刘先生特意关照我，留意有关艾滋病治疗方面的情况，这成为我在这次会议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会上我利用一切可能向一些专家表达了我的意思，他们答应非常乐意帮助我这位来自下个世纪可能成为世界艾滋病大国的年轻医生。我所提到的“她”，指的是北京佑安医院的徐莲芝教授，她是我国目前少有的几位艾滋病治疗专家之一。这一次在杭州又一次见面，让我在深深地敬佩之余，也相信她会为像刘先生这样的感染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我们又一次在那个酒吧见面，又一次亲热地握手。身旁，几张吧桌，坐着几对轻声私语的情侣，室外则是安静详和的夜色。我们，确切地说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加入，丝毫没有破坏人世间的美好！
不要以为一个医生和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单独坐在一起就是那单调直接的一问一答。当前年春天，刘先生找到我时，我刚刚参加完一个国内的艾滋病咨询班回来，那种想在这一领域一展身手的雄心壮志，竟然在刘先生非常坦然地坐在我面前的一刹那轰然倒塌。我从心底埋怨，从外国人那里翻译过来的方法与中国的实际是多么格格不入！
那天，刘先生告诉我他是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就在我面前静静地坐着，看不出痛苦，当然也没有兴奋。他只是不说话。
已记不清当时的谈话是怎样开始的。但我肯定，我没有问那句教科书上教过的开首语：“您是怎样感染的？”
后来刘先生告诉我，正因为我没有这样问，才使我给他“留了个好印象”，我们的关系才得以继续。他说：“所有知道我实际情况的人，开始最想知道的，就是我是如何感染的……我已经对这个问题懒得回答，实际上是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因为，无论我如何回答，人家都以为你是因为‘那种关系’才被感染的。”
这话曾让我震惊不已。我们多年来对艾滋病所强调的是恐怖，而与之紧密相联的是道德。“艾滋病是脏病”，“艾滋病人必然道德堕落”等认知一直根植于我国大众的思想深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不同于自己的人群分类，而分类之后，我们就将“异己者”的个性强化，将其与我们的共性弱化甚至忽略了。近几年来，我一直对生活在性病艾滋病高危环境中的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工作，深入地交流使我认识到，我们沉在道德的泥潭里久了，面对突然而至的性病艾滋病，很多医生已经不是应该首先从大众健康出发的医生，而是成为道德的维护者和法官。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我们似乎不是在与性病艾滋病斗，而是与性病艾滋病人作斗争！后来，我把这一经历说给国内一位著名的艾滋病专家听，他毫不隐晦地说：“人们都把我们称作艾滋病专家，我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连感染者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难免我们在给别人讲时口若悬河，但真正到实际工作中就犯傻。”
我也的确曾在刘先生面前犯过傻。
有一阶段，他的情绪非常不好，经常来找我。我知道，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几百万人的大都市里，了解刘先生的感染情况，又能跟他深入交谈的人并不多。他实际上是被“必死无疑的艾滋病”吓坏了。
“其实，除了你之外，不幸的人很多，比如我们每天都有车祸，好多人因此而丧生——你现在能活着就够幸福的了。”我当时是想用这话安慰他。
刘先生老半天没有说话。“不处在我们这个地步，你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的痛苦。”刘先生很不客气地指出：“这个比喻很不恰当。我没有勇气自杀，真想遇到一次车祸，在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时结束生命，结束痛苦。这种明知自己要死，但又不知何时才死的感觉真比死了还坏！”
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小时候读过的古希腊神话。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信达摩克利斯常言帝国之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国王宝座上，并用一根马尾将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没有人知道这根马尾何时断裂使利剑掉下来。但那一刻可能随时会发生。
我想，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头上不就是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吗？这把时时存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剑，曾让刘先生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之后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寝食不安，将“后事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但他“关键时刻”想到了自己的娇妻爱女。当终于鼓起勇气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时，又陪妻子终日以泪水洗面，“在半年的时间内将泪水哭干”。后来他向妻子提出了离婚，想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才知道，“艾滋病原来也不过是一种病，真正爱你的人就不会在这个时候不管你了”。
刘先生夫妇终于从痛苦中走了出来，看到了彼此爱的执着，看到了自己的年轻和对家庭对社会应该负有的责任。
“赶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做点事。”这是有一次刘先生在家中接待我时说的话。当时他的妻子就在旁边，很淡然地对此一笑，就把其中说不清的酸涩一带而过了。
我知道，这淡淡地一笑背后有多么沉重的痛苦！我知道，目前在国内众多感染者中，就有许多人的伴侣、亲人、朋友，像刘先生的妻子一样，用自己发自内心的爱为感染者提供了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心理支持，让他们活得更好。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场面。可以推断，当中国大量的感染者将自己的感染状态暴露出来时，社会大众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反应。从恐惧到坦然接受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已经认识到，完成这一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有科学知识的指导。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妻子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相信中国的大众都要走这必然的一步。不会太久远，伴随着感染者和病人在我们国家呈现几何级数递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感染者和健康人在外观上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议者中的一员；艾滋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艾滋病人也只是一些病人，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需要社会的同情、理解和帮助。
还想说的是，刘先生如同众多的感染者一样，是那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社会大众消除了对艾滋病的无知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伸出热情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