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启发：
Elton:
《上学记》(Ⅳ)
何兆武主张历史不只是历史典籍，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知识领域里，只要能反映真实生活的材料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有时候，文学家、诗人对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更深刻也更直观。
何兆武的历史研究，常会用到通过“乱翻书”积累起来的知识， 他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取得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
宏观历史
何兆武的年轻时代是中国近代最痛苦的时期，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连续战争。这引起了他的思考：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究竟是什么？所以他选择了从事历史研究，他相信，在人类过往的幽微里，能够找到答案。
他最想要探寻的，是一些大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些国家原本很强盛，后来却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和隋唐。
这种大历史观，是如今热门的历史研究方法，由此还产生了很多的视角以及特别开阔的畅销书，改变了普通读者的认知，但在何兆武读大学时，国内历史学盛行繁琐的考据风气，他觉得纯技术性的工作虽然有价值，但知道零碎的知识不代表真正理解了历史。
“转换坐标系”
历史研究想要取得真正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需要的是坐标系的转换。比如说，原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坐标是大地不动，日月星辰转动，所以人类理解不了很多自然现象，而当哥白尼提出地球围着太阳转，把这个坐标转过来，一系列困惑随之迎刃而解。历史学中，没有永恒的标准，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坐标。
何兆武以“转换坐标系”的原则研究历史是需要一些学术勇气的。
当时，钱穆已经是史学名家，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是中国通史中的经典。我们最熟悉的，是他在序言中提到的原则：中国人对待本国历史，应该具有温情和敬意。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何兆武却说《国史大纲》虽然有很多可取之处，但问题就出在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上：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参与了世界，即使自己不想参与，也要被硬拉进来。研究本国文化，最需要的是正视自身缺陷，排除妄自尊大的毛病，解决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