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当年的年度人物授予“YOU”—所有网民，封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白色的键盘和一个电脑显示器的镜面，从镜子里购买者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像。

授奖理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万维网上使用和制作了内容。”《时代周刊》认为，社会已经从机构向个人过渡—即该杂志所提出的向新数字民主主义公民的转变。” 该杂志还提名了26位“2006年度重要人物”（People Who Mattered），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罗马教皇奔尼蒂克十六世（Benedict XVI）和布什政府的三人组合（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等。

当时正是Web2.0大行其道的时候，之前单纯的由编辑发布内容网民去阅读的方式已经转变为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声，他们通过博客、播客、维基（Wiki）、微博、SNS等方式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交流。

2006年，Twitter在3月份成立推出，此时Facebook刚刚成立2年。到2016年Facebook 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它现在的月活跃用户数量为16.5亿，移动用户数量为15.1亿。该公司还称，它的日活跃用户数量为10.9亿，移动日活跃用户数量为9.89亿，人们经常开玩笑说Facebook成为地球上超过中国、印度人口最多的地区。

沧海桑田，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将大部分人打入网中，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互联网及其关联的新技术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4.0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买东西都需要去供销社购买，而且基本可以满足需求。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家是很少买东西的，都自给自足：粮食是自己种的、蔬菜是自己家种的，要吃什么自己做。

更早一些，甚至穿的衣服都是自己裁剪、缝纫的。除了盐不能自己家生产外，大部分的需求不需要购买别人家的产品和服务。

经济学家认为，分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生产力先进的表现。

你可以发现，越发达的地方分工越细，人们需要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越多；反之，落后的地方更多是自给自足。

而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按照逻辑思维罗振宇的说法是

“我随时可以打开手机的一个应用，下面有几百辆汽车和 千万个师傅准备为我服务，有各种合法服务准备上门。就在过去一两年，每个大城市的普通员工活得像一个国王，而路易十四才300个厨师。“

互联网时代，不仅生活上极大便利，知识工作者工作上所需要的资源也已经充分供应，让每个人大部分工作可以在家里、在路上就能便捷地完成。不一定依赖于某个机构，人们也可以生活得很好，这是最好的时代！

同时互联网出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深化应用，涌现了更多的个人知识和经验价值化的方式，相应的服务于知识工作者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知识型精英开始摆脱他们的“单位”，并能够活得更好。

知名的管理学教授陈春花曾经讲述过她在新希望六合公司时的一个例子：

“我的公司招收接近800名新入职的员工， 他们此时就在青岛基地培训，我花很多心思来设计这个新员工入职的环节，甚至告诉人力资源的同事，要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和他们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恋爱的程度越深，他们理解和爱上公司的几率越大。

但是回想起 10年前，或者更早一些，像新希望这样的公司，是不需要花费这样的脑筋的，很多年轻人会渴望走向社会，走向岗位，走向一个好的组织，让自己得以充分的发挥。

但是今天，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微妙，个体本身的能力已经超出组织界线。”

在未来，许多人将不满足于服务于某个机构，他们更渴望自由因而更愿意自雇，通过自己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更多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合作。

人们不会再轻易地把自己固化在一个组织里，或者一种角色里，他们期望更自主、更有创新的工作来发挥自己的才能。

互联网为知识工作者提供了独立工作的工具和机会，社会化的知识分享方式让员工可以不必依赖于某一家具体的机构生存，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人的价值凸显。从全世界来看，公司的组织形态正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