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
考虑了很久，一直想写这篇文章。一篇什么问题也不解决的文章，只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怀而已。而且，我不希望这篇文章被姐夫看见，也不希望姐姐的两个女儿看见。
姐姐是我的亲姐姐，大我十岁。2018年1月9号，她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果，成为植物人。至今，已经七年零十个月。
今年5月，我和哥哥、妹妹、弟弟一起去枣庄看望那个一直躺在床上、七年多来毫无意识的姐姐。路上，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想：这个姐姐，看一次少一次了，不知哪一天……
出乎意料，我敢说你们所有人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人：尽管她也和大多数植物人一样，嘴里、鼻孔里插着管子，但她的面容却红润白皙，微胖，胳膊和肌肤细腻而富有弹性。如果撤去管子，看上去就像一个富富态态的老人睡着了，一点也不像病人。
姐姐的病床前围坐着我们兄妹四人，姐夫在床那头，我在床这头。姐夫侃侃而谈，说着姐姐日常吃什么、喝什么，多长时间翻一次身，多长时间擦一次澡。我含着眼泪听他讲述。其实，姐夫呀，你什么都不用说，七年多了，姐姐从没生过褥疮，身子干净清爽，这已说明一切。
八十三岁的姐夫也体弱多病，脊背佝偻，走起路来双腿迟缓地挪动，瘦削的身板裹在宽松的衣物里，皱纹爬满的脸上写满疲惫。为了姐姐，他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姐姐的两个女儿也一样，耗尽了心血和精力。
此后，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我国目前没有关于植物人数量的权威统计数据，因这类患者大多散落在千家万户，统计难度大。不过结合医学专家估算和相关研究，保守估计这类人群数量接近50万，也有观点认为在50万到100万之间，同时这个群体正以每年7万到10万的速度增长。
对普通家庭来说，植物人的护理是长期、高负荷的消耗。我从姐夫那里得知，护理姐姐一年要花费十几万到二十万的直接费用，同时还需投入大量人力。想想看，如果一个贫困家庭遇到这种情况，患者和家人将面临多大的挑战。
我读过关于安乐死的书，也是一个积极支持安乐死的人，还曾饶有兴致地查阅过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
核心区别在于是否主动采取直接致死行为——积极安乐死是“主动作为”加速死亡，消极安乐死是“被动不作为”放弃维持生命。
安乐死有两种：一种是“积极安乐死”，即医护或他人主动采取直接手段（如注射致死药物）快速结束患者生命，以减轻痛苦；另一种是“消极安乐死”，即在患者无治愈希望时，停止或撤销维持生命的治疗（如拔掉呼吸机、停止输液或喂食），让患者自然死亡。
这两种方式我都赞成。也许某一天，我会像姐姐一样突然失去意识，若事先没有表达对安乐死的意愿，我希望亲人或朋友以我这篇文章为证，表明我接受安乐死的立场。
针对植物人，两种安乐死的争议核心围绕“生命权、痛苦缓解、自主意志”展开，焦点差异明显：
一、如对植物人实施“积极安乐死”，争议更为尖锐，反对声占主导。
支持者认为：植物人多无自主意识，治愈概率极低，长期承受潜在痛苦（如并发症折磨），且消耗巨额医疗资源与家庭人力，主动结束生命是“减少无意义痛苦、尊重生命质量”，也能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
反对者则认为：植物人难以证实“主观痛苦”（无明确表达能力），主动致死违背“生命至上”原则，可能突破医学“救死扶伤”的底线；存在伦理滑坡风险——若允许对植物人实施，可能扩大至其他重症患者，损害弱势群体权益；无法100%排除“误诊”（少数植物人可能苏醒），主动行为会剥夺患者潜在的生存机会。
二、如对植物人实施“消极安乐死”（停止呼吸机、撤销鼻饲等），争议相对缓和，存在部分伦理共识。
支持者认为：当植物人被确诊为“脑死亡”或“永久无意识”，维持生命治疗已无医学意义（仅延缓死亡），停止无意义治疗是“尊重自然死亡进程”，也符合医疗资源合理分配原则；部分情况下可视为“尊重患者生前意愿”（如患者曾明确表示不愿无意识存活）。
反对者则认为：鼻饲、输液等属于“基础生命支持”而非“特殊治疗”，停止这些操作可能被视为“间接剥夺生命”，尤其对仍有生命体征（如自主呼吸）的植物人，可能违背“不伤害”伦理；家属可能因经济压力而非患者利益选择停止治疗，存在“被迫放弃”的道德风险；难以精准判断“无治愈希望”的标准。
写这篇文章时，我也查询到目前世界上允许对植物人实施安乐死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相关规定大致为：对确诊为终末期且无苏醒可能的植物人，在家属提出申请，并经医疗团队多次评估、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可实施安乐死，以避免患者承受无意义痛苦和医疗资源浪费。
很幸运，女儿定居在加拿大，我有几分可能在那里无痛苦地离世。
我认为，支持植物人安乐死是现代文明中最人道的做法。
我不知道用辅助手段维持植物人生命的意义何在？每个植物人在成为植物人之前，都是可敬可爱、堂堂正正的人。姐姐教了一辈子书，是枣庄市的模范教师，桃李满天下，还是当地有名的书画家。而现在，她被人像摆弄植物一样任意摆布，丧失尊严。
让一个人仅靠消化、循环和呼吸系统维持生命，没有意识，进而捆绑亲人，剥夺亲人的美好生活，消耗亲人的财富和资源——这真的算人道吗？
写到这里，我顺手拿起姐夫的小册子《老伴——思念回忆立芝先生》翻读。看着看着，两颗滚烫的泪珠从眼角溢出，滑过脸颊，“啪”地掉在手背上溅开，随后泪水如涌泉般倾泻而下。
书中多是姐姐的生活照与书画作品。他们1970年成婚，2020年在病房简单庆祝了金婚，《枣庄晚报》曾采访报道这段故事。最让我动容的是一张全家福：病床摇起，姐夫与姐姐坐在中间，两个女儿、女婿和外孙环绕身旁，除了植物般的姐姐，每个人都笑意盈盈。
姐姐的大女儿远在济南，这些年总想方设法挤时间回母亲身边。想来，姐姐在，这个家才完整；她若不在，大女儿便少了奔赴的方向，这样圆满的全家福，也再难有了。
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爱上了文学，开始读书写字。其实我连小学都没念完，识不得几个字。姐姐给我寄来一本《新华字典》——至今它仍像一张旧照片般印在我脑海里：64开硬皮，书角微翘，封面带着一点污渍。
后来，每当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姐姐总会写信鼓励。很长一段时间，我仿佛都是为她而写，只为得到她的一句肯定。
可如今，我却犹豫了，不忍再顺着原来的思路写下去。姐夫不愿，姐姐的两个女儿也不愿看到我对“植物人”发表的看法。
这篇文字终究是我的私心表达，我理解姐夫与女儿们的坚守，也坚持对生命尊严的认知。姐姐若有感知，能懂我的不忍；若无知无觉，也愿她在这份陪伴中，获得另一种安宁
十一月的天短，才刚刚五点多，太阳就落入西边的山后。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最低温度达到零度。姐姐的病房里不知道是否已经供暖。
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八十三岁的姐夫像往常一样坐在姐姐床边，絮絮叨叨地说着每天的琐碎。日复一日，尽管他听不到任何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