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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第三章 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 第一节 安禄山叛乱与河北 第二节 后安禄山时代的叛军
作为改变唐史走向的关键性事件安史之乱的发源地，以及唐代后期最为独立的河朔藩镇的所在地，河北不仅是帝国版图内唯一一个无法长期按照帝国意愿行事的地方，而且也以其独特的政治、军事、文化、种族特质一直吸引着学者最为关注的目光。
平原郡（德州）位于濒临黄河的河北东南部，是最早反对安禄山的河北州郡之一。几乎与平原起义同时，饶阳（深州）、河间（瀛州）、景城（沧州）、乐安（棣州）、博平（博州）、清河（贝州）六郡也相继倒戈安禄山，并共推首唱义旗的颜真卿为盟主，相与拒贼。
和位于并海地区的平原郡不同，常山郡位于紧邻太行山的河北中西部。之所以说常山郡的起事将对河北的形势影响至大，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常山控扼着一处对河北而言犹如命门的重要关隘——井陉关。井陉关又称“土门”，是“太行八陉”中最重要的一陉。由常山所在的井陉西出便是河东节度使的治所太原府。虽然早在天宝十载（ 751 ），安禄山就以范阳、平卢两节度的身份又兼领了河东节度一职，但河东的中、南部，尤其是治所太原府其实始终不在其控制之下。因此井陉失守，经太原而来的唐军便能直插河北腹地。
对于已南下的安禄山来说，常山的丢失必然会影响到两河驿路的畅通，甚至令其陷入归路被截的危险境地。
嘉山一役其实也是唐军在河北最后的绝唱，因为几天后潼关失守，趁嘉山之胜还未来得及继续推进的郭、李二人不得不由井陉还师 ，河北形势至此大变。
与燕南不同，燕及燕北（即边州地区）虽然在安史叛乱之初也不稳定，但它并不反覆。并且，当地的平卢军即便当朔方军撤出河北，以及自身遭受重创后，仍能单独与叛军抗衡比较长的时间。
同样作为安禄山的“统内”，河北中部、南部与北部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表现？如果这种不同的表现正源于两个地区不同的地域特征，并且这种不同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就已形成的，那么，它的形成过程如何？它的地域差异又在何处？更进一步说，这种不同的地域特征是否与安史之乱的性质有关？如果是的话，它对安史之乱的发展又将有怎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下文中将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 696—697 ）爆发的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是标志两蕃强势崛起，及将其与唐廷矛盾推向顶点的重要事件。并且，这一事件在宣告了持续约三十年较为安定的东北边境形势结束的同时，也全面改变了至高宗在位（ 650—683 ）时所建立起的“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分别设有安东都护府以镇抚高句丽旧地；营州都督府以押两蕃和靺鞨；幽州都督府则防御突厥及两蕃”的东北边防体系。
军镇的兵员并不单一，但它的核心应该不是具有地方民兵特质的团结兵，而正是与其相对的职业兵——健儿。
边境地区的幽、营二州才是当时河北蕃族聚居最集中，也才是“胡化”特质最明显的地区，因为此二州内设有大量处置内附蕃族的羁縻州。
蕃族内附最重要的形式便是以部落的形式归附唐朝，而羁縻州则成为接纳这些部落最重要的组织。至于安禄山在天宝时代的崛起，以及天宝十四载能拥有如此大的声势发动叛乱，并不是唐朝对河北的军政结构在安禄山的时代又有了什么本质上的大改动。玄宗进行的改动其实是让安禄山在天宝三载（ 744 ）一人身兼此时已集多种使职于一体的范阳、平卢两道节度使；在天宝九载（ 750 ）又兼领河北道采访处置等使；同时在天宝十载又加安禄山河东节度采访使。而安禄山的聪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充分利用这些扩大的使职权力，并且充分发挥上述既定军政结构的潜力。
大批的蕃将能集中在安禄山麾下并为其所用，既是玄宗时代蕃族内迁河北境内的结果，也是安禄山凭借其胡人资格，利用其种族与宗教信仰笼络胡族的产物。
由蕃将统属的部落兵构成了安禄山军团的核心，至于它们的来源地，主要就是幽、营境内的羁縻州。
可以说，随安禄山叛乱的军队主要就是来自燕地和燕北的士卒，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是乱前设置军镇的边州地区。
无论在安禄山一方，还是勤王势力一方，他们最初在燕南地区较量的军队其实都是团结兵。因此，这很可能说明，团结兵本来就是燕南诸郡军队的主干，而这种军事特征当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就已形成了。
燕南地区视朔方军与边州叛军势力起伏而反复徘徊的根本原因，其实正在于临时招募的具有民兵色彩的团结兵毕竟还是无法抵御训练精良的健儿。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以步兵为主体的燕南团结兵，在与以骑兵为主干的边州军队较量中，天生就处于劣势的地位。
在河北，一种早在安禄山崛起之前就已形成的具有地域差异的军事构造，不仅直接为此后的安禄山军团所继承，影响着它们在安禄山叛乱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担负的不同使命，也直接左右着河北地区在叛乱时代的政治地理走向。
史思明固然解决了河北的勤王军队以及团结兵的问题，但他不得不面对威胁远较前者之上的叛军核心——蕃族将领及其部落的问题。
安庆绪在唐军收复两京后所面对的这种叛军集团迅速分裂，或者再次集合却仍旧各怀二心的情势，并不仅仅是因为安庆绪的资历与其弑父的举措为这些将领所不齿，更重要的乃是叛军集团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
史思明的这套礼制对于燕蓟地区的军士与普通民众而言，是懵懂无知，甚至闻所未闻的。不过上述礼制的来源其实并不难辨析，因为它们几乎都是依据或仿照唐制而来。而且其涉及面虽广，但核心却很明确，就是要延续并进一步强化安禄山称帝以来的皇帝制度。于是以史思明自称“应天皇帝”为中心，宗庙社稷、郊祀典礼、百官僚属，甚至地方建置、田赋货币，这一整套仿唐制度应运而生了。
如果说，安禄山的价值观还是侵润着东北边境独有的种族文化特质的话，那么史思明仿照唐制而建立的一整套体制就真的是有所改变了。而这种改变应该不是史思明出于一厢情愿的个人喜好的结果，恰恰隐含着他的某种政治心态。在亲身参与了颠覆安氏政权的过程中，史思明应该已经看到了叛军集团的矛盾所在，并且也意识到，凭借羁縻的手段来控制蕃族与蕃将云集的叛军殊为不易。
努力整合具有分裂倾向的叛军，并使自己获得叛军新领袖的地位，应该就是史思明在半年里稳固根本的宗旨所在。所以说，史思明在幽州当然不会没有军事部署，实际上，下文的分析将指出，史思明已经在力图改变以蕃将与蕃族部落为核心的叛军军团性格了。只是这些军事领域的措置毕竟不如上述的礼制改革那样更具耸动视听的效果，所以难以引起史家太多的注意罢了。
由朝义、朝清兄弟互争而导致的幽州内乱，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接手了元气大伤的幽州的李怀仙，也不是斗争的胜利者洛阳方面的史朝义，而是恒州的张忠志。
虽然回纥兵的支援再次成为扭转朝叛战局的决定性力量，而唐军此次也没有放弃一鼓作气长驱河北的机会，这些无疑都是促成史朝义迅速失败的关键因素，但是和四年前的安庆绪一样，史朝义其实也是死于他的河北将领之手。一个始终不稳定的后方，让安、史两人到最后连退守的后路都没有。
广德元年，一个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领恒、赵、深、定、易、冀六州；薛嵩为相卫节度，领相、卫、邢、洺、贝五州；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四节度分镇河北的局面正式形成了。当我们以崭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些初生的河朔藩镇时，我们不应忘记，正如这些初代的河朔节帅都是安史旧臣一样，新型的河朔藩镇在本质上其实也仍是安史集团的后身。换言之，虽然他们是安史叛乱真正的受益者，但也同样是叛军内部矛盾的接手者。安禄山、史思明留给他们的问题一点也不少，并且正是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他们奠定了未来河朔藩镇性格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