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底层造反能成大业的不过几人，朱元璋是其中之一，既不空前，也未绝后，很具研究价值，以致治明史者如过江之鲫。
朱元璋当过和尚，做过乞丐，货真价实的贫雇农出身，真正的“无产阶级”。他在元末乱世中崛起，作为造反成功的农民军领袖，建立大明王朝后，却掀开了中国皇权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在政治上，杀功臣、废宰相、实行特务政治；在文化上，戮士人、删《孟子》、大搞文字狱，这一切都显示出，穷人掌权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其施政行为不仅与旧政权没有区别，而且更为残酷与邪恶。
孟子做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唐宋后地位上升。北宋以降，《孟子》入经，孟子成圣，几近400年的历史，亚圣和至圣的思想体系融为一体，并称“孔孟之道”，已经成为皇权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以草原民族侵入华夏的蒙元帝国也不例外。但在朱元璋登基之后，孟子的地位却遭到了颠覆。
朱元璋出身贫苦，了解下情，从其经历来看，他并不排斥中国古代朴素的民本主义，但他追求的政治模式却是“天下一君，四海一国”的君权一尊，权倾天下的专制主义，这样一来，孟子的主张就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了。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由于“大一统”的解体，社会控制松弛，出现了500多年的人才辈出，思想活跃，学术开放，百家争鸣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迸发出来的思想文化成果，至今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孟子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按照韩愈的说法，古代的仁义道德，“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在他看来，孟子不仅是儒学的唯一继承人，孟子之后，儒学也就失传了。孟子与孔子一样，在他们的学说中，试图在国君与士人之间、皇权与名教之间建立一种良好互动关系。这样的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存在过。只是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才会出现政治排斥文化，皇权迫害儒生的极端状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一些暴君，前者有秦始皇，后者有朱元璋，试图成为集皇帝与哲人与一体，合政治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超人”，然而，他们大都野心勃勃，并未成功。
废除孟子配享
明洪武二年（1369年），也就是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这个出身卑微的朱皇帝，在金殿上已成九五之尊，在孔庙里也想跻身思想权威，只因文化素质低下，这样的野心很难实现，但这并不等于他不重视通过思想文化驾驭社会，控制人心。某日，朱皇帝浏览《孟子》，竟然读到这样的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朱皇帝勃然大怒，于是下令撤销孟子的配享待遇。原文是这样的：“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全祖望对事件的导火索描述得很笼统，《明史・钱唐传》是这样说的：“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明确点出了使朱皇帝大光其火的正是《孟子》中“土芥”“寇雠”一语。
应当说，春秋战国以降，千百年延续下来的道德传统与文化风尚，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权力的牛毛或附庸，明代也确有一些很有气节的士大夫或读书人，他们似乎真的从《孟子》中汲取了精神营养，养成了“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尽管在皇权淫威与政治高压之下，居然就有人站出来，捍卫以孟子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与精神偶像。在这点上，有孟子家志之称的《三迁志》记载较详：“太祖览孟子‘土芥’‘寇雠’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诏去其配享，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钱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且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太祖览其情词剀切为之动，遂复孟子祭，仍命太医院疗唐箭疮焉。”
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卫道”故事。朱元璋在禁止“进谏”的同时，还采取了罚治措施——谁敢提出反对意见，即“命金吾射之”。刑部尚书钱唐，象山人，他不惧皇威，不避箭矢，毅然决然地“舆榇自随”，“抗疏入谏”，并“袒胸受箭”，竟然当庭宣布，“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不知朱元璋是如何转了弯子，竟为钱唐的言行所感动，收回了先前的谕旨，并令太医院为钱唐治疗箭伤。曾担任明代督学的黄润玉曾有诗赞此事：“引棺绝粒箭当胸，拚死扶持亚圣公。仁义七篇文莫蠹，冕旒千载绘仍龙。批鳞既奋回天力，没齿终成卫道功。那得洪恩遍寰宇，泮池东畔置祠宫。”诗中提到钱唐为维护孟子配享而“引棺”、“绝粒”、“当箭”这三个细节，有关史料记述不一，略有渲染夸大之嫌，但其基本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编定《孟子节文》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因反感《孟子》贬低君权罢黜孟子之配享，遭到钱唐的激烈反对而作罢。然而，朱元璋此人不可一世，《孟子》尖锐批评君权的话语，始终成为他的心病。朱元璋作为一个开创王朝或肇始时代的帝王，当然希望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建立大明帝国的国家精神，只是由于他出身“淮右布衣”，刚刚完成文化脱贫，他这一设想无从实现。即使朱元璋思想无法横空出世，朱元璋作为强人上位，也绝不会容忍忤逆皇权的思想文化肆行域内。25年之后，机会来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利用校订《书传》的机会，钦命刘三吾编定《孟子节文》。
刘三吾在《<孟子节文>题辞》中阐明了奉旨删除的宗旨，“《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据细心者统计，《孟子》七篇，朱熹集注本260章，实际删去89章，占全部内容的1/3，占全部文字的47%。刘三吾很诚实，居然给出了删帖理由，即所谓“词气抑扬太过”；刘三吾很狡猾，删帖理由竟然无关政治（实际上，他所谓的“词气抑扬太过”，恰是指“抑君扬民”太过），因此，这理由含糊而勉强。刘三吾给出的另一理由是，“《孟子》七篇，圣贤扶持名教之书。但其生于战国之世，其时诸侯方务合纵连横，以功利为尚，不复知有仁义，唯魏惠王首以礼聘至其国。彼其介于齐、秦、楚三大国之间，事多龃龉，故一见孟子，即问何以利便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是以所如不合，终莫能听纳其说。及其欲为死者雪耻，非兵连祸结不可也。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橽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台池鸟兽之乐”，引文王灵台之事，善矣。《汤誓》“时日害丧”之喻，岂不太甚哉！“雪宫之乐”，谓贤者有此乐宜矣，谓人不得即有非议其上之心，又岂不太甚哉！其他或将朝而闻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见报施以仇雠，或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或以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轻其去就于时君，固其崇高节、抗浮云之素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既以言焉，既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孟子》虽然地位很高，名气很大，但它只适用于战国，而不适用于“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的今天。在“一君、一国、一尊”的大明王朝，再宣扬孟子学说中那些“不当言、不当施者”，就是“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
朱元璋有一句名言，体现了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鲜明对立：“若非天生人君以育之，又何言斯民之有哉？”“民”由“君”育，岂能“君轻”“民贵”？更何况《孟子》充斥着大量对君不敬的言辞了。明清之际的藏书家钱曾指出：“高皇帝展阅《孟子》，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句，慨然有叹，谓‘非垂示万古君君臣臣之义’。受命儒臣刘三吾等，刊削其文句之未醇者。”当代明史专家黄云眉指出：《孟子节文》“所节者，自‘土芥’‘寇仇’外，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及君为轻之类，皆删去，则《孟子》一书之真精神，存于《节文》者尚余几？”钱曾、黄云眉，前者称，朱皇帝要删的是“未醇者”，后者称朱皇帝删去了“真精神”，是正话，还是反说，《孟子节文》实际上是挖去了《孟子》的灵魂与核心。他们不似刘三吾之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表达很直接，朱元璋删改《孟子》就是以尊君为原则，即使千年前的古人著述，不符合这一要求，也要删帖、封号。
删帖后的《孟子》，作为官方钦定的“洁本”，在什么范围适用呢？“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也就是说，学生接受教育，必须以《孟子节文》作为教科书；科举选拔官员，必须以《孟子节文》作为命题库。洗脑从学生做起，奴化从官员开始。刘三吾说的“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重点在前者，即不允许孟子批评国君的言论在社会上扩散。
朱元璋下令删改《孟子》，是中国皇权专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其性质而论，朱元璋这一行径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样性质恶劣，其所反映的都是专制统治者为了延续其家天下，把文化作为权力的附庸，为了控制和愚弄民众的思想，不惜毁灭文化、破坏文化、篡改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化史上创造了恶劣的范例。
秦始皇的“焚书”，针对的是对专制统治不利的广义的诗书。朱元璋就不同了，不仅西汉武帝就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使孟子，从唐宋时起，也逐步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漫长的时间积累，有些人把孔孟之道这一原本并非宗教的学说称为儒教。然而，在九五之尊，权倾天下的皇帝眼里，这些思想与学说不过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合用时以国典来祭祀，不合用时则弃之如敝屣。对于专制统治者的这些伎俩，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评论道，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认为，“人间的世俗权力即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并迫使教会的权力服从国家权力。这并不是在世俗和敎会之间确立某种平等，而是迫使教会服从世俗。”在这里，只须把其中的“国家”改成“皇帝”，把“教会”改成“儒教”，这些话用在睥睨天下、不可一世的朱元璋身上，不也同样适用么！
《孟子节文》删了什么？
有人指出，现代学者之中，最早注意到《孟子节文》的是容肇祖。上个世纪中期，他在北平图书馆亲眼目睹了明朝的原件，并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读书与出版》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明太祖的《孟子节文》》。他明确指出：“现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有一部《孟子节文》，是洪武二十七年的刻本，蓝皮包装，仍是明代的装订，完善地保留残酷的统治者统制思想的资料，冷讽着愚民主义和过于操心计的无聊。我摩挲着这书，不免多少的感今悼古！”针对当时国共内战的背景，他第一次对《节文》作了评述。他将《节文》所删掉的内容，归纳为“十一个不许说”，即“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力”、“不许说人民对于暴君污吏报复的话”、“不许说人民应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力”、“不许说人民应有生存的权力”、“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不许说反对征兵征实同时并举”、“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不许说反对内战”、“不许说官僚黑暗的政治”、“不许说实行仁政救人民”、“不许说君应负善良或或败坏风俗的责任”。这种归纳，当然有着对国民政府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的寓意。邵燕祥先生曾经撰文《朱元璋是如何删《孟子》的？》根据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按照容肇祖先生提供的线索，“逐一查对”所删原文，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本文在容肇祖先生开列的“十一个不许说”的标题之下举例。
一、“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二、“不许说人民对于暴君污吏报复的话”。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三、“不许说人民应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力”。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四、“不许说人民应有生存的权力”。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五、“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六、“不许说反对征兵征实同时并举”。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七、“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
“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八、“不许说反对内战”。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九、“不许说官僚黑暗的政治”。
“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十、“不许说实行仁政救人民”。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十一、“不许说君主应负善良或或败坏风俗的责任”。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游义生以身殉道
《孟子节文》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告竣，次年下发各州县正式启用。对于任何一个专制王朝，这都是一个重大事件。然而，全国的知识分子却一片沉默和死寂，没有人登高一呼，没有人语惊四座，顶多只有路人以目或窃窃私语。此时，明朝开基已27年，在朱元璋的残暴统治下，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分化，有的人逢迎今上，媚权谀世，只为分享皇廷国筵的残羹剩饭；有的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苟活性命于皇权淫威之下；也有人保持气节，奋起抗争，以生命捍卫道德良知，当然，这种人太少。刘三吾牵头的写作班子不用说了，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士大夫的道德立场，卑微地顺从了皇帝的意志，成了朝廷的文化打手和思想鹰犬。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为捍卫圣贤名教和儒学道统，御史游义生挺身而出，以死进谏，从而保住了洪武末期士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游义生的这段经历正史不载，只在《福建通志》里留下一点可怜的信息：“游义生，字伯方，连江人。洪武戊辰进士，与解缙等同选翰林庶起士，旋赐山东御史印。上览《孟子》至‘土芥寇仇’之论，谓非臣子所宜言，撤亚圣配享，寻谕词臣节《孟子》文。义生与同谏十余人言辞愤切，触上怒，系狱。一日，上披谏章，思义生言，招之。犴吏以死告，上曰：‘噫，憨哉！’因尽释囚系诸臣。事旋止。年仅二十有七。”
这段史料把孟子罢享与《孟子节文》两事混在一起，其实，在时间上，二者相隔超过四分之一世纪。钱唐谏阻孟子罢享是洪武二年（1369年），而游义生死谏《孟子节文》则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与游义生同时被捕的还有十余人。朱元璋事后翻阅游义生的谏章，似有所悟，招他入朝问话，狱警报告，游已死亡。朱元璋颇感意外，说了句“噫，憨哉”，于是释放了同案犯。不过，该史料说，《孟子节文》“事旋止”，并不准确。游义生以死抗争的结果，只为同仁争得一条生路，《孟子节文》仍然颁行全国，朱元璋的淫威并未收敛。
罢配享，修节文，都发生在洪武年间。为阻止朱皇帝的恣意妄为，钱唐和游义生以性命相搏，付出了血的代价。前者有了结果，钱唐虽被箭伤，朱元璋毕竟收回了成命。后者就不同了，游义生为了护法，为了卫道，为了捍卫孟子学说的完整性，竟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即使如此，朱元璋仍然我行我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文化的较量，权力和精神的博弈，至少皇权暂时占了上风，而这恰恰是社会黑暗的标志。
孙芝上疏复原《孟子》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孟子节文》刊刻竣工，游义生以死相谏，未能阻止皇帝的权力任性。永乐九年，时势发生变化，孙芝作为游义生的老乡兼同学再次上疏，建议朝廷恢复《孟子》原貌，不过，这里的皇帝已经不是朱元璋，而是朱棣。孙芝的上疏得到朝廷的采纳与允准，至此，在全国通行十七年的《孟子节文》正式废止。
孙芝这一经历同样不见于正史，《八闽通志》与《福州府志》都有相似的记录：“时有建议欲删削孟子书者，芝上疏，极论以为不可”，然后是“一个结果，两种表述”，前者是“其言遂不行”，后者是“其议遂寝”，意思相同。通常认为，这是由于明朝官方的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地方志作者虽然风闻此事，并不了解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从字面看，他们都认为，编写《孟子节文》只是时人的建议（当然是臣下，“建议”者不可能是皇上），由于孙芝的上疏而被搁置或否决。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在另一则明人史料中就有相对完整的记录。
史料先介绍孙芝的基本情况，“少参孙公名芝，字廷秀，永贵里东岱人也。”在洪武年间，“历事都台，授庆都令，转茂州守，俱有声。”虽然是基层干部，还算是个好官。“以洪武二十八年贡入太学”。大概在此时，孙芝听说游义生“因事下狱”，于是，“包碗饭，置鱼菜少许自提，击登闻鼓奏：‘臣孙芝与游义生少同学，今义生坐事，臣远来，愿进一饭尽友谊。’上许之。至则御史以吞金死矣。”
孙芝此人很仗义，在游义生落难时，他不仅没有划清界限，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为老同学击鼓鸣冤，探监送饭。当时他还不知游义生已死狱中。朱元璋驾崩后，直到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当上皇帝，孙芝“补守沔阳。未行，奏复《孟子》全书。”他被任命为沔阳知州，没去上任，反而为复原《孟子》原著而给朝廷上疏。
在这份奏疏中，他首先对孟子学说进行了捍卫与辩护，并对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捏造的理由进行批驳。而这两部分构成了这份奏疏的主要内容。他指出，“先儒谓孟子与人君言，皆所以扩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论事，若使人臣论事每如此，岂不能尧舜其君乎？”他大义凛然地指斥刘三吾为“逆臣”，对其删帖行径提出了批评，《孟子》被“削去八十五条，如养气章，程子所谓‘扩前圣所未发，大有功于世教’者，亦概削之，则谬妄益甚。”最后，他郑重向朝廷建议，“乞下部议，收复全书，庶使万世知所诵慕云。”作者对孙芝的评价完全是正面的，“今观奏复孟子疏，直斥刘三吾为逆臣，其风节凛凛可知。”“《孟子》书以公言复全。”“人争绘图赠公，题曰‘林下一人’”。
不过，孙芝的际遇与游义生的确不同，他的行为当然是勇敢的、坚定的，也是和平的、理性的，他没有像钱唐那样抬棺档箭，也没有像游义生那样绝食吞金。特别重要的是，他在奏疏中没有片言涉及先皇，而是把矛头指向刘三吾，毕竟《孟子节文》是太祖皇帝敕令修订并钦定推行的文本。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虽然朱棣登基并非朱元璋的临终安排，毕竟江山和血缘一脉相承。孙芝的奏请能得到朱棣的认可，物是人非，时移势易之故也。
官方史书为尊者讳
加拿大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指出：“历史不仅是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时也选择忘记那些过去的事情。”《孟子节文》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文本，在明初存在了17年，到明永乐九年被废除。从明初到今天，在这600多年的历史岁月里，翻阅明代正史，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明太祖实录》、《明史・太祖本纪》、《明史・刘三吾传》、《明史・艺文志》等，并无朱元璋命刘三吾等人修《节文》之事。如同所有的类似事件一样，在明朝存续的200多年历史上，作为朱家的后世子孙，出于“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目的，对太祖皇帝不光彩、不道德的历史行径，同样奉行文过饰非、隐恶扬善的历史虚无主义。
明清易代之后，由于官方史书付之阙如，《孟子节文》只是作为轶闻典故出现在一些地方志和稗史笔记之中，比如《福建通志》、《八闽通志》、《福州府志》和明末董应举的《崇相集》和清初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一类的史料中。与《孟子节文》直接相关的人物，如游义生和孙芝的行迹，自然不会进入“正史”，仅于民间史志中留下只言片语。《明史・刘三吾传》虽然删去了《孟子节文》有所有文字记录，于是单独存在的《<孟子节文>题辞》就成了唯一证据。
应当指出的是，即使为孙芝留下珍贵记录的董应举的《崇相集》，也只字未提朱元璋下令删改《孟子》的最高决策，意味深长的是，他借孙芝之口谴责直接董理此事的刘三吾是“逆臣”。这与南宋时把宋金议和的责任全部推给秦桧，而回避宋高宗赵构的责任如出一辙。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当代人修当代史，由于忌讳与利益的纠葛，很难做到直书其事，这样的历史，大都是伪史或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