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后，小时候看电影总会套用二元论分析主角，是好人还是坏人。善恶明晰则容易取得情感上的一致，当善恶并不像泾渭一样分明，往往会争个面红耳赤。
伯夷叔齐坚守仁义气节不食周粟，最终饿死首阳山。国人熟悉这个故事，因《史记》的记载。《史记·伯夷列传》是七十列传的首篇，但篇幅之短让人奇怪。从《史记·伯夷列传》来看大部分内容并非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只是司马迁“带货”的载体。
《史记·伯夷列传》分为三个部分，以尧舜禅让作为引子切入；叙述散佚的伯夷叔齐故事；司马迁个人感慨。
从尧舜禅让的故事，引出来许由、卞随、务光，据说这三个人是受让天下的贤人，然而他们却籍籍无名。为何？司马迁援引孔子的话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伯夷、叔齐，不记恨别人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追求仁德又得到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
“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
对于孔子的说法，司马迁有不同看法，所以他说：我同情伯夷叔齐兄弟用意，看到没有收入《诗经》的散见诗篇觉得奇怪。
未收入《诗经》的内容作为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伯夷叔齐的人品道德：一伯夷叔齐兄弟互相谦让君王继承权，从而呼应尧舜禅让的伟大；二伯夷叔齐以“父死不葬”，“以臣弑君”为由，阻止武王伐纣，认为这是不孝不忠之举；三武王平定商乱之后，伯夷叔齐兄弟以此为耻，“义不食周粟”，最终饿死首阳山。
第三部分应该是整篇文章的重点，借伯夷叔齐表达个人观点。个人观点就是司马迁所“带的货”。作为列传之首，司马迁感慨明显多于历史内容的记叙，在《史记》中这是唯一。可能，司马迁借用伯夷叔齐表达《史记》创作意图，毕竟缺少序言作内容简介。
司马迁对伯夷叔齐提出了不同于孔子的看法（“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如果伯夷叔齐没有怨恨，为什么作歌《采薇》，会发出“我安适归矣”的感慨呢？进而引出自己对“天道”（左右人类命运的天神意志）的质疑。
人们都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神真的会保佑善良的人么？伯夷、叔齐、颜渊应该都是善良的人吧，为什么他们会饿死或者早夭？盗跖草菅人命，诛杀无辜，算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了，竟能长寿而终！这么明显的对比能够清晰的了解所谓的“天道”了吧。
“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大致意思：到了近代，品行不守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那些人，却能够一辈子享受安逸，一代代传承富贵。而那些谨小慎微的人，选择好地方才下脚，考虑好时机再说话，走大路不抄近道，不公正的事情绝不意气用事，即使如此还能突遭灾祸，数都数不过来。再看近代这些事情，还能说“天道”公平公正么。
由此来看，从古至今所谓“天道”根本就不存在，赏善惩恶报应论根本就是胡扯。鼓吹“天道”，只是话语权操纵者安慰世人的精神寄托。而此时，司马迁本人替李陵辩解了几句，竟也遭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义愤无以表达，痛楚无处申诉。所以，借质疑“天道”不公而痛贬主政者，不排除这种情绪蕴于其中。
“道不同，不相为谋。”志趣追求不一样的人，不足以一起谋划未来。借用孔子的话语谈志趣，“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求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就像追求富贵，哪怕是身处底层的执鞭之士，都希望得到富贵；如果不能得到，按照个人喜好，尽力而已。借此司马迁也表达了个人志向，“圣人作而万物睹”（圣人著述论作才让万物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就是通过《史记》按照自己的选择，君子也好，闾巷之人也罢，不让他们“堙灭而不称”。就像伯夷叔齐虽然主流观点褒奖他们仁义忠烈，但我司马迁却而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历史上那些善与恶，处于不同立场看法各异，《史记》作为经典能够流传至今肯定有他的道理。“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善与恶对立，不同的人所坚信的价值观各异，看历史不能像小孩子那样局限在善与恶、好与坏，而应该结合当时发生的事件、时间、形势来分析，透过历史发现真相，若能从中启发受益当然更好。
读《史记》，可读，耐读，即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