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清玄
苏东坡有一首写自己孩子的诗，诗名叫“洗儿”：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寄意反讽的诗，其实是有着深沉的悲哀，苏东坡是历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不只诗文盖世，也充满经世济民的怀抱，可惜他的人太聪明、太敏感，又常常写文章直抒胸臆，得罪了许多权贵，使他的一生迁徒流离，担任的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官。
反过来看看朝廷的那些大官吧，一个个又愚笨又粗鲁，在一个政治不清明的时代，也只有愚鲁的人才可能做到公卿吧！这就不免令诗人生起感慨：“洗儿呀！如果你想无灾无难地做到公卿，只有愚鲁一些，免得被聪明所误！”
经过九百年了，我们回顾苏东坡所处的政治环境，才能更体贴诗人的悲哀，确实在他的时代，没有几个人比他聪明的，而他的同时代做官的人，我们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更别说是政绩了。
可见、在历史的洪流中，政治乃是一朝一夕之事，愚鲁的政治人物在得意洋洋之际，很快就会被潮流淹没了。而文章乃是寸心千古的事，文学家在灰心之余，不应跟着丧志，他的掌声不是来自政权的，而是来自民间的。
我有时会想，如果苏东坡一生都在宦海得意，可能正是中国文学的悲哀，一个人一直在权力的漩涡之中，不要说没有时间和心情创作了，在心情上也会失去“在野的沧桑”，就难以有什么佳作了。因为，文学的心，基本上是在野的。
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陆游、苏东坡，哪一个是公卿呢？在生命的流放与挫折的时候，才会有敏感的心来进入文学，也只有在悲哭流离之际才会写下动人的诗篇。
比较可叹的是，历史上做文学家的人都是生命中的第二选择，他们的第一志愿都是位居公卿。但是，幸而做了公卿的人，其实是断送了文学的心；幸而未做公卿的人，写出了千古的诗文。
这是历史上诡谲而难以衡量的真情实景，担任公卿的人不一定是愚且鲁的，但是政治是最限制与最现实的，不可能有什么石破天惊的作为，最后自然沦为平庸的公卿，百代之后看来，只有“愚且鲁”三个字可以形容了。写文章、作诗歌的也不一定是聪明人，只是文学是最无限与最富想象的，若有五分才气，加上持之以恒，不难成就一家之言，最后卓然成家，百年后观之，思想自在公卿之上。
我们不免就会形成天平的两端，一端是“无灾无难到公卿”，二是“多灾多难多诗文”，一端高起来，一端就垂下去，这是不变之理。一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力，还能写出绝对的好文章，因此政治人物的语录、文集、训示等等，用于谋权图治则可，作为文章，实在是世间的糟粕呀！
就以苏东坡来说，他自称是“寒族”、“世农”、“生于草茅尘土之中”，随父亲苏洵入京，举进士第之后，开始了坎坷的一生，他三十多岁就开始被贬谪、流放，从黄州、杭州、颖州、定州、惠州、儋州，一直到岭南，数十年都在迁徒流离中度过，两度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侍读、兵部尚书等要职，随即又被流放，一直到他死前半年度岭北归才正式获赦。
真不敢想象苏东坡如果官场顺利会怎么样，顶多是另一个王安石或司马光吧。
苏东坡晚年最后的诗是《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写完这首诗，两个月后，他在常州病逝。
贬谪是不幸的，但贬逐也使苏东坡的创作更深沉，并且成为“平民英雄”。他一顶布帽、一根竹杖的形象，一直到现在都是平民百姓最喜欢的形象，温暖、可亲、而有人味。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现代，愚且鲁的人位居公卿的也不少，但要“无灾无难”也是难矣哉，政治人物动见观瞻，被骂被糗无日无之，要开拓自己的形象，有时不免要登全版的广告。即使心里不忮不求也不能讲出来，一说出来，纵使信誓旦旦，百姓也很难相信。做官的人动辄有数千万的财产，也有数亿、数十亿、百亿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们都很清白、清高，我也不能相信呀！好吧，就算几十亿都清白、清高，这样的人能与村夫、农人、父老一起喝酒谈心吗？能真正锥心刺骨地了解百姓的贫困与艰苦吗？
“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江城浊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还是做诗人文学家的苏东坡好呀！
愚且鲁的人做公卿可能是好的，像苏轼这样的人做公卿可能就不会舒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