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从部落共主到国家体系
通过前几讲，我们已经明确了“部落共主”这个词儿，那么国家体系又是如何慢慢形成的呢？别着急，我们先来列举一下世界上同时期的其他两个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美索”就是之间的意思。两条河流冲刷堆积出来的土地容易开垦，也容易收获，非常适合农业发展，因此，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肥沃月湾”。
但是农业有利了，居住上却很不方便，肥沃的冲积土没有森林，没有山，甚至没有石头，连盖个房子都不容易找到足够的材料，那怎么办呢？用贸易来解决！用丰富的农产品去交换其它物品，因此，贸易就成为了这个地区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和行政原则。
再来看看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同样是河水冲刷的肥沃土壤，但它的河谷两边有山有树木，还有大量的石材，这就保证了这里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且河谷形成了自然的疆界，别人不容易入侵。这个方面，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开阔之地，很容易引来觊觎者，所以政权经常更迭。
良好的农业条件，使得古埃及文化快速发展，没有外敌，又让古埃及建立了长远安定的王国组织，但少与外界互动也有缺点，那就是这个文化的防御抵御能力很低，后来再遇到巨大威胁挑战时，就全面瓦解了，再难复兴，现在的埃及人，和建造金字塔制作木乃伊的古埃及人完全是两回事儿。现代埃及人是后来才从两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岛移居过去的，古埃及的文化与人种基本上灭绝了。如此彻底中断的命运和古埃及的封闭环境有着密切着关系。
对比前两个同时期的文明，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在目前叫做中国的这片区域上有好几个地方，同时进入了农业文明。农业带来的人口增加使原有的村落无法容纳，于是他们向外寻找居住与耕种点，如此一来，各中心都向外扩散，彼此接触，互相影响，也就加强了对立与竞争。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理由大胆假设，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高于同时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我们为什么这么自信？看证据！司母戊鼎，它是目前已知最大型的晚商青铜器，它高133厘米，长122厘米，宽79.2厘米，重832.84公斤，这么个大鼎是怎么铸出来的？首先要有青铜汁，在将近800摄氏度的高温中，由铜和锡混合的青铜才能融化为液体。商人使用的器具是坩锅，经过计算，这样一个大鼎，需要七十口坩锅烧出来的青铜汁才够，而且要同时烧，同时浇铸，不然温度不同，冷却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缝隙。这么大的工程，至少要三百个专业人员密切配合，同步作业，才有可能铸出这口大鼎。
再来个证据，郑州商城，七千米的城墙，八十七万立方米的夯土，经过计算，每天动用一万人来夯城墙，全年无休都要四年才能完工。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口的密度就远高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更不用说美洲地区了。
除了青铜器和城墙，我们在甲骨文中还发现了“劦田”这个名称。在考古挖掘上，安阳出土了一个工具，坑里面挖出了四百四十把石镰，石头做的镰刀，这是商朝集体农作最清楚的证据。
一块土地种一年之后，植物将土地里的养分消耗掉了，再种就会减产，因此，商朝的田是种一休二，每块土地都每三年种一年，这样才能保证农业收成，那休了两年的地，杂草丛生，说不定小树苗都出来了，再种得废功夫整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四百多把镰刀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劦田，协助耕田，让这块休息了两年的土地重新变回农田。从这也能看出商朝有了高度组织化的做法。
那商人是如何获得如此大的动员及组织能力呢？换句话说，大家怎么就能够心甘情愿的听商王的话呢？还是因为商人的鬼神信仰！古人科技不发达，不能理解很多自然现象，有人若是宣称他们有能力影响改变决定这些现象，那么这个人就很容易获得权威地位。
举个例子，天不下雨，巫师说给河神送个少女，于是大家都选择相信巫。巫再说在这个地方杀头牛祭祀，阻止下个月将要出现的洪水，大家也都宁愿相信。
人上一刻还活着，下一刻就不动了，人们相信一定有什么东西离开了他的身体去了另一个世界，所以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是另一个开始，萨满教的“萨满”指的就是有能力可以在这两个领域中来回行动的人。在活人的世界跟死人的世界之间，有来回行动切换自如的人，必定会获得其他人的尊敬和惧怕。
商文化就带有浓厚的萨满教的意味，商王都是能够通天地的人，这时期的中国国家组织，建立在商王通天地的巨大权威基础之上，因而得以威服众人，组织大规模的动员。那些所有关于祭祀占卜的相关物品，仪式和现象，通通都是商朝的统治机制。这就解释了，为何那么多的人力愿意听从和效力与商王。
殷墟出土的主要是陵墓陵寝，我要说商王就住在里面，大家觉得恐怖吗？殷墟本质是陵邑，不是人居住的地方，但，对于商人来说，鬼城比人城重要。商人的生活是以鬼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殷墟的周围没有比陵寝更富丽堂皇的宫室建筑了，所以我们大胆推测，商王的生活或许有很大一部分就住在这鬼城里，他们之所以住陵寝，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和祖先沟通的垄断能力。强烈彰显他们独特地位与能力的一种方式，就是与鬼同居。这是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才能进得来的鬼城，也是商朝的政治核心，对于民众而言，王和祖先是住在一起的，自然就意味着王有着通天的神灵。
这种人鬼混居的状态，我们称之为连续性世界观，也就是说，人和外在的环境之间没有明确的区隔，那么相对的，不连续性世界观，就是把人和非人的世界完全分开，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这种鬼气森森的连续性世界观，有好处也有隐忧。上节课我们讲了，商人靠驯服大型动物来获得了自信，然后他们又有着如此的鬼神信仰，商王都自称能通灵，那大家想，商王自己到底认不认为他自己能通灵呢？恐怕连他自身都沉浸在不断加强的种种仪式里。从而也威胁利诱更多的部落民族加入他的领导系统中，这就是好处。
隐忧则有两个，一是遇到不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以实力来挑战商的权威，二是在这个系统中，有人模仿通鬼神的种种手法，继而打破商的鬼神垄断。这个隐忧后来成为了现实，周人学会了占卜文字，但周人又不那么相信鬼神。
岐山周原，周崛起的地方，它崛起之前在哪？先看考古。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周”这个字了。再看文献，武丁时期，周人“毕路蓝缕”，都穷成这样了，肯定不会对商构成威胁，那不造成威胁，周人又离得那么远，甲骨文上怎么会出现“周”这个字呢？《诗经•大雅》中描述，周曾有一段时间，窜于戎狄之间。“窜”这个词儿，明确不是指定居呀，于是钱穆先生主张，周最早应该起源于晋南，即山西的南部。山西南部这个地区，就和夏人商人的活跃区域接近了，所以商的甲骨文上，才会出现当时并不强大的周。但不知什么原因，周人放弃了农业，改为像“戎”、“狄”一样的渔猎生活，结果窜于戎狄之后，过得也不好，索性整个部落另寻出路。在周人传奇性的领袖公刘的大胆领导下，远迁到渭水流域的豳，然后再往西移到周原，在那里找到了适合农耕的新天地。然后，他们又花了超过百年的时间，逐步逼近并包围商人。
我们在周原考古挖到了青铜器、卜骨和少数的卜甲，这应该就是周人在晋南时，和商人先进文化接触的结果，而后又将这部分技术带到了周原。
《诗经》里描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膴膴，肥沃的意思，堇荼，是带有苦味的菜，怡，是甘甜。意思是这里种出来的东西，连苦菜都是甜的。这么适合农耕的土地，原住民是谁呢？猜到了吗？就是羌，被商人视为动物的羌。商人将它们视为动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相对而言迟迟未进入农业生产，很可能仍然以渔猎为生，远比商人落后和野蛮。羌人由羌到姜，由无文字到有文字，中间关键的因素很可能就是新移居过来的周人与周文化。周人在这里和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联姻关系，西周一共十二个王，隔代就出现一位姜姓的王后，这个规律绝对不会是偶然。为什么周和和羌走的如此亲近呢？最合理的解释是，周人远徙到羌人的地盘，发现在这个易于农耕的丰美之地，住着一群不懂得农业的渔猎民族，只要和羌人维持良好关系，周人就可以轻易地占用这块良土，再次安居。周人的农业基础，和羌人的渔猎畜牧很自然的互补起来，发挥了双赢的效果。外来的周人和原住的羌人，一方面在生产形式上没有冲突，另一方面，又有着对外的共同敌人——商，这使着他们的合作关系迅速发展，不断升级。
周人的青铜器有个特点，它沿袭了商人的工艺，在纹饰上却相当匮乏。周人的卜也有特点，第一，字少；第二，记录方式也不同，这说明无论是青铜器还是卜，周人都只学了个皮毛。
周人用卜，恐怕不是真正相信卜，相信借由卜去和祖先神灵沟通，而是借此向商人宣布，这种本领，不是只有你有，我也会！而且有趣的是，周人问卜，不问自己的祖先，问的是商人的祖先。周人这是什么心态？周人从商人那里偷学了卜的技术，然后利用卜把商人的祖先拉到自家的阵营里来，看看你家先人帮你还是帮我？你的祖先不一定都听你的吧！
还记得上节课讲的，“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吗？相土是有着丰功伟绩的商的先王，周人不但问卜喜欢问他，还在周人自己的神谱上，让相土当了第一代土地公，这明显是把人家有能力的祖先搬到自家来。
商人用鬼神统治，周人用联盟来创造和协社会。共同发展最突出的例子是青铜器，商人铸的青铜器上，铭文基本上都是族徽，周人则有了契约的含义。今天我们相处的很好，我愿意跟你合作，于是我们就铸一个鼎，在永远不会放坏的青铜器上，刻上彼此的关系，就此世世代代固定下来，这就是周人青铜器上最爱刻的字：“子子孙孙永宝用”。
周人其实一直臣服于商，还帮着商东征西讨。肥沃的土地带来农业的丰收，攻打某些部族又取得了战争的经验，结盟相好的邻邦又有了外交的优势，套用现代说法，周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
纣王时代，发生了西伯昌，也就是周文王被囚禁在商人领土上死去的事儿，这事导致了周人和商人彻底的正式决裂。青铜器何尊上记载，周人翦商出奇顺利，把他们自己都吓了一跳。周人原本并未期待就此取商而代之，出兵的动机是要展示威力，搞个军事演习之类的，抵抗商人的压迫，没想到一打，竟然不止打赢了第一场战役，而且一路打到朝歌，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阻碍。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自己都感到惊讶和不解，于是周人试图答疑解惑，后来周人的思考和建立的答案，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本性格。周人一下子让商朝土崩瓦解的甲子之战，开启了中国文明的全新方向，神鬼退场，人文精神转而跃动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