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邻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家蜗居的那幢宿舍楼，是一组建造于1970年代初、两层钢混结构楼中的一间。我们家分在底层——一个约十五平方米的单间。门前是一溜的走廊，两头角房凸出，占去了走廊的位置，面积要比居中的房子大出几个平方。楼内住户的厨房建在楼前，有一条通道隔开，与住房对应，一房配一厨。楼上人家的厨房是在楼下人家厨房的背面。单位大，三千多名职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公安局和武装部，俨然一个小社会。 这一组建筑物，相对于那些陈旧的坡顶房，条件要好了些，当年也曾经风光过一阵。而到了1980年代未1990年代初，单位有财力建起了更多的五层六层楼房，并有了二房一厅、三房一厅的套间之后，这一组旧楼便因为鸡立鹤群而显得寒碜了。
一般来说，这些老旧楼内的住户都是单位各行中没有头脸、没有关系的职工以及一些单身汉。众多的人家，各种职业，各类人等挤在一起，错错杂杂的，也像个小社会。
角头家与我们一壁之隔。 当然角头是人的绰号。他是单位的电工，老家在离市区六七十公里之外一个叫“角头”的地方。因着这一点，周围邻居大大小小都唤他“角头”。无论是谁这么叫，他也应承。这叫法，在方言中听着还蛮顺耳，叫着也蛮顺口，但如果是改用普通话叫，味就变了。我也曾经想过，这么个叫法是不礼貌、也是不合道理的，只是大家都这么叫，也只好入乡随俗了。糟糕的是一块住了几年，绰号叫惯了，至今竟不知人家的尊姓大名。
我们刚搬过去的时候，角头还是一个人独居。他是结了婚的，只是妻子、儿女都在角头乡下的家。那时，角头不到四十岁，人生得短小精干，又古道热肠。我们那片宿舍区背靠城市的主干道，门前的过道也是人来人往，时常发生屑小偷盗的事件。那户人家稍不小心，不是丢衣服就是丢单车。角头是老住户了，有经验。他会时常提醒各家各户。有时我们不在或者忘记了，一到傍晚，他就会帮着把衣服收了、把单车推进屋去锁好。他待其他左右邻居也一样，帮助劈个柴、修个单车什么的，十分殷勤。自然他的人缘也特别好。碰上他来不及做饭，众人都叫他过去吃。那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食物，也叫他。
角头平日的嗜好有两件：一件是养鸽子，一件是钓鱼。他在宿舍对面厨房的平顶上，搭了一只大鸽子笼，大到人可以进去喂食。笼里供养着十几对信鸽子。 角头加入了市里的信鸽协会，并且十分热心参加信鸽协会举办的各类比赛活动；放海口、放湛江、放广州、放南宁。每一次赛事，到了算定鸽子应该归来的时间，角头就早早下班回到家里，坐立不安地守候在鸽子笼边，等待着他参赛的鸽子的出现。也不知是养的鸽子品种不好，鸽子们不争气，还是训练方法不对，总是不见他得奖。以至后来，角头一咬牙，用了10对幼鸽的代价，换回了来一枚据说是本地信鸽冠军与母鸽交配生出来的蛋。他小心地把种蛋孵化了，饲养成成鸽。原来指望着这有冠军血统的鸽子能遗传它父亲的基因，能一鸣惊人。后来的结果是，这所谓的“龙种”，似乎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而且，在第二次放飞时就没了踪影。由此看来，禽类也跟人类一样，不能简单地搞血统论。
虽然没名次，参赛损失鸽子就等于贴钱，每次信鸽比赛，放得远一点，鸽子总会丢失一些。角头在这件事上，总是乐此不疲。他似乎是不计工本的。每次赛事之前，信鸽协会都会派人上门把参赛的鸽子收集了往专门的笼子里装，为运去外地放飞准备。这时，我妻子就会悄悄给我说：角头够傻的。鸽子好不容易养大了，舍不得卖，又舍不得杀了吃，都拿去放丢了有什么意思？ 她自然是从实惠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 我说，这在人家是一种精神享受。就跟我们写稿子的酸文人一样，费时费力，写了寄去编辑部，或石沉大海，或侥幸登了，得几个稿费索性连烟钱都不够。总之，这种事不能算经济帐！
角头养鸽子也养出了许多麻烦。 那幢楼有几户经济状况好的人家陆陆续续买了彩电。有了彩电便要安装天线。那些人家天线都是用长竹竿支好了，绑在二楼的立柱上。天线高出楼房遮沿一截，角头养的那些鸽子，就常常悠哉悠哉地歇栖在天线的架子上。 那几幢楼住户居住的空间狭窄，走廊过道就成了楼下人家的活动场所。每到傍晚，各家各户的人以及二楼上的单身教师、单身职工们几乎天天都要在走道上纳凉、聊天、吃饭，那情形也颇似有院子人家的院落。自从一些住户安装了天线之后，那些栖息在天线上、被唤作“和平鸽”的鸟儿们，就不大讲究和平共处的若干项原则了，常常从天线上将排泄物朝众人头上淋，把下面的人头当成了菜棵子给施肥。有时，众人聊天正聊在兴头上，便有排泄物正正地砸在其中某一个人的头顶上，真是大煞风景。倒了霉的人便国骂一句“他妈的！”。其余的人便乐。有调侃说，刚出肛门，还热乎乎的呢。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或有唱道：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也招得众人一阵大笑。笑过之后就去轰鸽子。那些鸽子颇具绅士风度，一点也不怕人，众人轰上好一阵，它们才从从容容地挪一下位置。而且完全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现，照样用粪便淋人。好在鸽子粪便并不怎么臭，倒了霉的人骂上两句，自去洗洗也就算了。
也常有鸽子把天线踩断、踩坏的时候。有电视人家的天线多是用小铝管做的。小铝管天线脆，经不住那些鸽群的反复踩踏，所以天线常被踩折踩断。被踏断了天线的人家，边笑骂边修天线，或逗角头，要他赔。角头也不说什么，就默默地帮人家修。因为他人缘好，大家都不大计较这事。只是次数多了，也有不耐烦的便叫角头要想想办法、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于是，角头就把鸽子囚着，极少放出来。
有一阵子，单位里清理宿舍区搞卫生整顿，发通知让住户拆除鸽子笼。角头只好把厨房顶上的大鸽子笼给拆了，并且像当年清理阶级队伍一样，把鸽子全部清理回乡下。 没了鸽子，角头就像是丢了魂似的，一天到晚，呆头呆脑的也不知要干些什么。总见他在叹气，说，不养鸽子真没味。我们便说，那就养呗。没多久，等清理整顿的风头一过，角头又在厨房里修了一个小鸽笼，给其中几对鸽子落实了政策，从乡下请了回来。有了鸽子，他人也就活得有了神气。
对于角头的举动，纳凉时，邻居中就有人评说他，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角头养鸽子没给他带来什么经济收益，也没给他挣到什么脸面，但他在钓鱼方面的成绩确不俗。角头钓鱼都是晚上到单位的码头去钓的。那个地点好，加上角头钓鱼技术颇精湛，知道什么鱼爱吃什么饵料。晚上去钓上两三个钟头，少则收获三五斤、多则十几斤，除去自已吃，也分送邻居一些。有时是把鱼活生生地浸养在水桶里，拿去卖给酒家。因此左右邻居都称赞他会钓鱼。妻子也好生羡慕，说，你写稿挣稿费不比角头卖鱼挣得多。可惜，市里还没有成立钓鱼协会，否则，凭他的技术，在协会中坐上一把交椅，大概不成问题。
角头的妻子是在我们搬过去两年之后，才从乡下迁居到城里来的。邻居们于是都唤她“角头妈”。这叫法似乎也不大通，但换个角度去想，理解成“角头的儿子的妈。”或“角头那地方有孩子女人”，这也无可无不可。 角头妈长得又黑又结实，个子甚至比角头高出一些。她是那种苦作苦食的乡下人。进城以前，她在乡下每天除了要作挑鱼贩鱼的小本生意之外，还要自己拉扯三个十岁以下的孩子。角头也只能是星期天回去照顾一下，自然帮不上她什么大忙。也多亏这女人有一副强健的体魄，如果是寻常女人，谁个吃得消？眼下他们的儿女都到了读书的年龄。在乡下读书，有诸多的不便，于是角头老婆便携儿带女进城，让子女到单位的学校就读。
角头老婆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乡下人。合家一团聚，把个家稍事安顿一下，没出三天，她就挑起了担萝筐去作贩鱼生意。在单位宿舍区，我那妻子也是个人缘极好的女人。她跟角头妈做邻居，两个女人，从互帮做点什么事情到互赠食物到每天一起眉飞色舞聊八卦新闻，总之，很快就进入到亲密无间的状态。 角头妈作的是贩鱼生意，每天要早早出去海边或鱼码头批发点进鱼货。贩鱼生意收入时多时少。他给妻子说，平均每日也就能赚个七八元钱。因为在城里干这一行的人太多，竞争激烈，远不及在角头乡下的生意好做。后来，她又改行去作贩卖蔬菜的生意，也是要早早去跟送菜进城的菜农包下整担的蔬菜，然后坐市零卖。不过，这行也不容易，每日只赚个五六元，有时菜卖不掉，还要亏本。他们搬进城里之后，三个儿女中两个要上学，家庭开销渐大，一家人的日子就过得有些拮据。
隔幢楼底层有一个老太婆，是专门做粽子贩卖的小贩。老太太亦是从乡下过来跟随她当工人的儿子的。老太婆干瘪、瘦小，总穿一件旧兰布斜襟衫，头发花白，后脑盘个发髻，一副道地的乡下老太婆的打扮。老人家几乎天天都在包粽子，完后就去摆摊售卖。有时，我和妻闲了没事，散步路过时，就会停下来看看老太婆包粽子。 我注意到老太婆固定每天做四十八只粽子。那数量是从她切的咸蛋黄片上算出来的。在备好料包粽子的时候，老太婆就会搬只小板凳坐在树荫下，摊开一只脏兮兮的大簸箕。她每次会打八只咸蛋，取出八只蛋黄。完后，老太婆用牙叼住缝衣线的一端，右手把线扯直，左手捉住蛋黄小心地锯切。把每一枚蛋黄仔细切割成六等份。切好的蛋黄就一瓣瓣、一圈圈贴在一只斑驳、让人感觉脏兮兮的大搪瓷碟中。老太婆那双手，长期在水里浸泡，粗糙又有些发白。人老了，手脚迟钝，那捏捏弄弄的样子，很有点像孩子玩泥巴的味道。总之，我看了老太婆的制作过程和她的那些用具，对她包的“粽子”就不太有食欲了。要不然，俗话怎么会说，“眼不见为净”？
老太婆就这么邋遢的制作，生意也不错。每天从晚上八时，摆卖到十点左右，那近五十只粽子，也就卖完了。我们替她估算了一下，每只粽子的利润可得五毛，如果按每日计，可以挣二十五元左右。这个收入在1980年代初，应该是很不错了。
妻也不知怎么就蹿掇起角头妈做粽子来了。角头妈先是犹豫，说都是熟头熟脸的跟人家争不好！又说，人家都做了几年，怕做不过人家。妻就说，你做鱼做菜不也是在竞争？你做了才知道谁的好啊！于是，角头妈就跟角头商量，她要不要也做？角头犹犹豫豫了半晌，最后说，你觉得可以做，就做吧！ 角头妈禁不住妻鼓动，也开始做粽子卖了。 那地段的生意也不是太旺。宿舍楼靠着大街，但那时又不是在市区繁华地段，夜摊摆的粽子，一般都是卖给过往行人以及下夜班的工人。新摊子一开张，马上就分掉了一半生意。
妻子晚上闲着没事时，就去帮角头妈壮胆和招呼食客，又支点子让她把摊子摆在工人下班回家路段的前面。妻子嘴巴又甜，远远的就招呼过往的行人过来食粽子，还与客人说说笑笑。角头妈的食摊便也热闹有人气。看着她们合伙跟老太婆竞争，颇有点像健将斗疲兵的味道，实力相差悬殊。这样一来，老太太的摊子总是冷冷清清的，极少有人光顾。角头妈还动脑筋把蒜头沫用油炸了，拌在粽子里，让那滋味更好一些，猪肉、蛋黄也比老太婆放得多一点，粽子的份量也大一点。老太婆起先并不很介意，笃定地作着自己的生意。后来，看到自己的生意越做越不景气，就有点生气了，不时念念叨叨地咒骂上几句，但也无可奈何。
我偶尔路过时也会去观察一下她们的生意，觉得那竞争似乎有点残酷。回家后我给妻子说，你何必当什么狗头军师、合伙去挤兑人家一个乡下来的老太婆。人家老太婆都已经做了几年，占了这个地盘。妻子自然是不服气，直着脖梗跟我犟：我们又不是偷又不是抢，公平竞争，客人看谁的好，就吃谁的。怎么就不行…… 女人总是这样，你一句，她十句。几个回合下来让我难以招架。我也就不说了。 不过，平心想想，妻子的话也不是不对。公平竞争，有时会显得很残酷，但毕竟是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寻找自己合适位置时、可以使用或者说应该使用的最合理的手段。而竞争的结果，总是让客人或者是让整个社会从中得到了实惠。
老太婆的生意每况日下，以致到了惨淡经营的地步。她包的粽子数量越来越少。有时，一次仅包了从前数量的一半还需要两天才能卖得完。老太婆又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变法”、“改革”这一说。有时，我存了恻隐之心想要帮她消费一个，但一想到她那邋遢的制作过程，就绝无食欲。而实际上，我们想吃粽子了也方便，搭在角头妈锅里煮几个或跟角头妈买两个就行了。
角头妈的生意是越作越好。角头空了也会过来帮帮忙。他们有时每天能卖出六七十个粽子。生意好了，角头一家人的日子也就过得宽裕多了。单位房子调整时，角头一家搬到我们那幢楼的边角房。前面说了，边角房比原来的房子要大三四个平米，一家五口人住着要宽敞一些。没多久，角头家添了一个大组合柜。就在我们分到新套间搬走时，他们又抱回一台彩电。
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