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绿皮车的尾端，这里是十八车厢的最后一个座位。在我旁边的门后面就是两条长长的铁轨。
车厢是封闭的，所以我也无法像《风来了》里的掘井二郎一样站在车厢的连接处，等着风从远处送来的年轻女孩儿的帽子。
于是我安静地坐着，在拥挤吵杂的车厢里读书。书读得很吃力，因为小孩的哭声、嗑瓜子声、打牌声和凳子下传来的呼噜声总是让我分神。
于是我戴上耳机，继续看书。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很适合在闷罐一般的绿皮车里读的，因为这样的环境能够很清晰地告诉你什么是世间的形而上学。
毕竟，存在即合理。
可我终究是读不下去了，在旁边年轻女人怀里的婴儿终于发现了旁边的新玩具，他开始不断尝试抓住我书的一角往嘴里塞。
于是我放下康德，塞进包里，然后望着窗外。
窗外无非是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而已，也并非有什么好看。
旁边的年轻女人撩起衣服开始旁若无人地给孩子喂奶。
我站起来，从地板下伸出的两只脚上跨过，跨过一个牌摊，再跨过一个象棋摊，穿越瓜子皮和花生壳，来到车厢中段，前面是排队等着上厕所的人龙。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走回了我的座位，一个翻着白眼的大叔已经在座位上打起了呼噜。
我把他叫醒，赶走，然后坐了回去。
火车开了45分钟，快到了。
我把目光转向窗外，我看到了二大爷家的耕牛。
然后是村口的那棵树。
我看到了树下那只黄狗。
还有爹佝偻的身子，和娘拼命舞动的红枕套。
一秒的时间，一闪而过。
别了，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