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公里”
“最后一公里”是什么意思,直到整本书读完我才明白了个大概。在书中是这么说的，“几乎所有惠农工程都是国家花大钱将主干工程修好了,在最后面向农户的那一刻出现了问题。产生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修建工程没有到位的缘故,因此一般被理解为需要政府拨更多款来修通‘最后一公里’的工程问题。”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普遍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间题,并不是工程可题,更不是国家投入问题,而是什么问题?就是《最后一公里村庄:新乡士中国的区城观察》需要本书来阐述的。
潘维那样的御用文人曾论证说,“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办大事的能力,而且在于办小事的能力。”我虽然不喜欢他这样人的观点,但在中国特色下,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对的。像这本书,长江学者,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的《最后一公里村庄》,虽然其中的一些观点,我不甚赞同,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当下中国语境下,对乡士社会当下的观察,是非常深刻而富有洞见的。
比方说,精准扶贫。自扶贫政策以来,这两年看多了像“扶不起精神的贫”这样的文章，也见多了贫困户潇潇洒洒,扶贫者凄凄惨惨的朋友圈,更不时有“我的理想是当贫困户”的无知与短见的小学生作文。在《最后一公里村庄》中,我第一次看到以贫困者的立场,学者分析间题的角度,来客观解释扶贫以来的这些现象。对贫困户来说:“几乎所有的贫困户都不愿意脱贫,因为脱贫后家庭经济条件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上级在脱贫帮扶上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他们却要失去作为贫困户可能享受到的好处与特权,当然就不愿意退出。”对扶贫干部来说:“在根本就不具备实践可能性的情况下,上级越是要求精准扶贫,强化检査督办,基层就越是要认真地应付做样子,结果就必然是精准扶贫变精准折腾。”抛开精准扶贫政策本身,扶贫能脱贫吗?“精准扶贫政策试图通过让贫困户享受比一般农户更多的特权来脱贫,这种办法可能只会刺激贫困户成为特权户,而无益于脱贫。”
再比方说,贫困问题。郑晓园说：“贫困的核心是不能产生积累性财富”,又说:“即时收入即时花，即贫困”，这两句话都很有道理。按任一一条的标准,我都是贫困的,但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也同样贪困,却不是因为这两条标准的任一条的原因。既不是他们不够勤劳，也不是他们不懂得积蓄,或是即时消费了,而是他们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敢消费,长辈养老、子女数育、人情世故、生老病死,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消耗着本就不多的财富,现在又多了普遍而严重的代际剥削,即啃老。这大概是北方农民父母的通病,但并不是全国所有的长辈都如我的父母、祖父母一样安于贫穷,又心甘情愿的为子女剥削。城乡二元制造成了体制上的差异,南北中国是文化上的差异,东西中国是物质上的差异。鄂西北、川渝地区的农民,三口之家,一年杀两头猪用于自家消费。对于北方的我父母来说,这显然是很奢侈的。但当地人却说:“今年只杀了两头猪,人均还不到一头,不算多的。”决定农产家庭积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和消费的剩余,而造成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这些积蓄不能转化为发展的能力,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与其吃掉不如建房子,与其在村庄中建房子不如到城市买房子,与其买房子不如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样说来,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与关键不是收入与就业问题,更非农业问题,而是观念和文化问题。既然是观念和文化问题,外界就不能在扶贫问题上过于着急。文化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未解决文化与观念问题之前,外界试图让农民致富显然是无效的。
一直以来,我都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不只是我乡村少年时的成长经历,还有我现在的身份认问题。前几天,我的朋友@木木江湖救急问我跟前有没有电脑，我回答说,我在工地。她惊讶问我是去当农民工了吗?其实,我一直都是。我的户口一直在老家农村,念书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在城里转了一圈后,就从农业变成了非农业,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反正地址都没变,但却失去了以我的名义在村子里的土地。这对我也没什么,反正我也不会种地,也不太可能回去种地。但给我困惑是,那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我已经算是城市人了吗,显然不是,那还是农村人吗,好像也不是,一没有土地,二不种地，三不在农村生活。按户口本的说法是非农业,但户籍所在地又在只有农业的农村,户籍地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地址。这个问题一直困惑了我很久。而现在，成长的乡士村庄无法养育出生其间的人,工作地能带来养家糊口的收入,却不是家庭生活的地方,我的问题大概也是很多人的困感。没个说法，但我自己想找一个答案。
筷子于锦界
2018年11月26日
《最后一公里村庄：新乡土中国的区域观察》贺雪峰 /中信出版集团 / 豆瓣评分：7.6
相关读物：《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 贺雪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