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在新修的祠堂里刻石以后，一时轰动临川；前息传开，学林震动，人们都佩服陆九渊的胆略和文才。普通人认为：为临川人出了口恶气；读书人认为：拨云见日，陆氏可谓荆公百年知己。现任官吏等一般不吭声，虽觉陆文言之有理有情：但事关重大，谁致惹祸上身？钱伯同先生是个正直之士，祖父又在临安做过京光伊（首都市长），钱家几代一直为王安石死后的邀遇愤愤不平。太守为陆九溯仗义立言喝彩，将陆子亲笔书写的（铜堂记）刻碑传世，无所慢惧。只是“上心”又未曾拨着。孝宗朝对反王”冷却许多，注意的是所谓“朱嘉道学集团”了。王准、陈亮等“反道学“虽成高潮，但右相网必大又与左补阙酵叔似等，上书攻击王准。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王淮被罢相。朝廷内部斗争如此激烈，加上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赵构病死，孝宗服丧、太子停参预政事，对于陆千的（饲见)无暇顾及。亚拾“反王”这笔旧帐，无有必婴：何况浮熙十六年（1187）王准死，孝宗退位，传位赵，是为光宗。“反道学“"之风渐想，陆九渊这篇重要的傲文，朝廷也无人深究和追向。
朱嘉也有道学夫子的硬骨。王准罢相后，周必大立即再荐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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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十五年六月朱熹入朝面圣。孝宗封他做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粟素来与朱熹不和，奏本说：“朱熹本无学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战国儒者姿态、孔孟周游列国的风气。如果绳之以法，则是乱人的头子。结果却是很惨：林栗罢官，朱熹免官。
至此，一场丑恶的“反道学”喜剧已经接近尾声了！十五年十一月，孝宗召朱熹人见；朱熹辞不赴朝，乘机上“万言书”，再次申述“正心诚意”之说，提出六项“急务”。说孝宗“所用者皆庸谬检巧之人”，不用“刚明公正”之人；“守道修理之士”都被指为“道学之人”而加罪，以“道学”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如同北宋时排诋“元祐学术”一样，这岂是“治世之事”？等等，又涉及“战”与“和”，他提出第三种主张：守。现在区区东南还有不少事可虑，哪有“恢复”可图？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而在于君主“正心克己”。“管（仲）商（鞅）功利之说”未有近效，儒学却是“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以“佛、老、管商、孔孟”四种学说细辨，可以明“道”。…又在殿外与朋友说话时，提出：“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也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说恢复底，都是乱说”等等…朱熹道学夫子的宏毅劲又来了！
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传到朱熹手里，他立即反感：我说熙宁年间反对“元祐学术”是错误的；你陆子静却说元祐和建炎之后反对“王学”是错误的，“元祐君子”还要分担“亡国”罪责…如此谬戾，他朱熹不说话怎么行呢？“朱陆论辩”自“南康之会”后形成冷成，除《曹立之墓表》稍激外，零零星星，多有不合，但都是友好的。就这样，两位理学大师的学术较量又在延续，哲学是批判的，但批判需要慎思明辨，批判才能发展哲学。理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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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
朱熹对陆九渊的批判：
1,此等议论皆学问偏枯。
朱嘉向学生刘公度说：“临川近说愈肆。《荆舒祠记》曾见之否？此等汉论谐学可偏精，见识昏肤之故，面私意又从而激之。”
刘公度劝先生不要与陆门人物争论，世上怎么能够做到“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呢？我等做到“明莹无暇”就行了。朱熹立即础：“此等言语殊不似圣贤意思，无乃近日亦为异论海染，自私自利城见解那？不知圣贤辩异论，解邪说如此之严者是为欲人人同已、人知己而发耶？若公度之说行，则此等事都无人管，姿意横流，试，的刘公度再不政抗声厂在朱来的授意下朱们第九测”鸣鼓而政之，声势频大：理论却是薄弱的，学生单不讲么像样的货色，自信心很强的陆九渊看了只觉好笑，表示轻鹰任文公祠记，乃是所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香，余子未尝学问，妄肆指议，此无足多怪。同志之士犹或未能尽家，此良可概叹！"(《陆集》7页)但他感到思想禁锢厉害，真是万马齐暗，自己的檄文发出，无人响应，同志之士，闭口不言，孤独感袭上心头，只有叹息了！朱熹本人也曾认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有一定道理，并不全错；但违情反理，迷国迷朝，导致北宋亡国，确是罪魁祸首；而今陆氏提出挑战，从游自己门下的众弟子，平常强调博览、格物，临阵时却无有真功夫，实在不像样！他也叹气说：“临川之辩，当时似少商量，徒然合闹，无益于事也。”但是，他对“熙宁变法”和王安石的否定评价是不变的，甚至视陆九渊是第二个“王安石”。他说：“临川前后一二公，巨细虽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则同是此一种见识，可以为我而不可为学也”。数年后，朱熹作（读两陈谏议遗墨），全面院王安石，也是对（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全面答辩；
不过，陆九渊已经去世，眼晴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了！
2.此乃捉着真赃正贼。
朱嘉批判陆学是“禅”，基调一直未变。陆九渊除了在《与王顺伯》信中，用”义利公私降佛之外，应天山讲学也常向学生到弹他文养天立教，本铁配离生死，作主于成其和年，比其病款心且和世界如此，忽然生一个谓之禅，已自是无风起浪，平地起土推了。”《陆集)39-400页)又说，“禅家话头不说破之类。后世之谬。"(（借刻46)完夫举禅说，‘正人说邪说，那说亦是正；那人说正说，正说亦是邪。先生日：此那说也。正则岁正，邪则皆邪，正人岂有邪邪人岂有正说？此佛释之分也，《陆集)460页)朱惑对于陆氏“公私”、“正邪”辟禅都不认账：说他自己以能、实”辟禅，才是深刻的。但元晦先生也说过儒是公”，禅是“私”类似之话，陆子也有走实”之论一朱门弟子就“不及之余”，一口咬定陆学是禅，却又说不出陆学的具体内容哪一点是禅？一般的指责“脱略文字，直趋本餐：“空疏”，“禅气”；“禅会”，“禅底意思”“盐贩子在盐上遮些卷鱼片混过关”；“葱岭（注）带来”等等，似乎并未到“以心法起灭天地”之程度，陆氏及他的弟子依然不服…正好陆九渊在写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之后，给姻翁胡季随注)写过一封家信，讨论“颜渊问仁”的事…不知为何这“家信”也被朱熹读到。朱熹喜形于色，大轰大嗡，对学生说他捉到了陆氏“禅”的“真赃正贼”，大加挞伐。朱门弟子吴必大（字伯丰，兴国人）记录有案：
因看金溪与胡季随书中说颜子克己处，（朱熹)曰：看此两行议论，其宗旨是禅，尤分晓。此乃捉着真赃正贼，惜方见之，不及与之痛辩。其说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讲习却是大病，乃所当克治者。如禅家‘干屎橛’等语，其上更无意义，又不得别思义理。将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处，方谓之得。“此之谓失本心”，故下梢忿欲纷起，姿意猖獗，如刘淳叟辈所为，皆彼自谓不妨者也。果老（宗呆禅师)所喜，皆是粗疏底人，如张子韶（九成）唐立夫诸公是也。注圣锡（汪应辰）、吕居仁辈稍谨愿，痛被他薄贱。汪文为人淳厚，赶张子韶辈不得，又有许多记问经史典故，又自有许多鹘突学问义理，又恋着鹅突底禅。群疑塞胸，都没分晓，不自反躬穷究，只管上求下台，问他讨祥，被他姿意相薄。汪丈尝谓某云：“呆老禅学实自有好处。来问之日：“待郎曾究见其好处否？”又却云：“不曾。”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软夫（张城），伯恭（吕祖谦）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尽美使识得他。试将（楞严）、（国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释之手，大格得老识得连，应千罪恶，即都无了。然则光一种学，在世上万乱臣贼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尽无限过恶，迁谪广中，地在彼说禅，此正训其所为过恶，者不碍共禅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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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看陆子在《与胡季随)》信中的两行议论全文：
从于之贤：光如之未之东明本必不至有声色度利之瓜，芯狠纵肆之失，夫子答及问仁，乃有克已复礼之说。所谓己私者，必如常人所见之过恶而后为已私也。己之未克，虽自命以仁义道德自痛以可至是贤之地者，背共私也，”（陆朵8黄
八百余年的公案，照抄全文，至今历历在目读者自可明绑，笔者新疑者：陆九渊两行议论是否真的弹？值得朱嘉先生知此费舌，独断这是“禅的“真脏正贼！南宋禅的“看话头”中于保橛见（五灯会元）卷七（鼎州德山宣鉴禅师传）：“……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个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极，文殊菩萨是担屎汉，等觉炒觉是破执几夫，菩提涅架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找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家鬼，自救不了。”陆氏的话如果真的与此有联系，那就是反对圣贤的“偶象崇拜”，似乎还未到此语境。陆氏评曾子“私”字的标准要求太高；朱子评陆子“禅”字机关看得太玄。莫非真如朱嘉说的陆氏又是“私意”：《祠堂记》攻击否定“变法”，洗王安石所受“厚诬”关连朱子；此处又是讽刺朱子“希圣希贤”要别人尊敬他为当代圣人？但无实据。朱熹也太敏感了？不过，朱子的批判只是采取泛泛的“类比法”，将一些“禅林话头”硬贴在陆氏身上；除了“呵佛骂祖”外，又涉及陆氏从未见过面的宗杲禅师；又将“禅”提高到“乱臣贼子三窟”来定性…他似乎大动肝火，已经不是以理服人。在这里，如果说陆子说话“尖刻”，朱子就是说话“刻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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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对朱熹的批判
1.不足一贯，假窃传会。
或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前之学，是名的度数多万下者。学者当米二先生之华。先生（陆九洲压北路窗，晦窗未代。晦翁之学，自谓一，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贯耳。吾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于闻见之支离，穷华卒罗而无所至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传会，蛀食如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道？…而其实崇务胜而已。”(《陆集》13页)
“孩群单孤单，人非推不以忠言进于左右，亦未有能为名者。”(《陆集》25页)
2.大不然“气质之性”说。
朱子论“性”，有“人物之性，气质之性“说。反过来，他总是指精陆子分不清“气质之性”，带来许多“糊涂认识”。朱子以“气的清曲来分人的贵贱正邪。他说：“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教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新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天。天有那“气’生一个人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气禀便有不齐。”又说“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
陆九渊则又不同，他不同意朱熹“气质之性”说，认为此论“大有不然”者。他说：
“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必以二涂总之：则宜贤者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而乃有大不然者。…然行之不肖者，则或耳目聪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蒂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所通达；其习于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界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陕仿佛。…至其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新习之肩鄙，则其于慧巧者之辩，浑然曾不能知。…理不泥言而求，而非言亦无以喻理；道不可以执说而取，西非说亦无青人第连之说，当世讲习之吉，温以炎杰明教之资任于其间，尚患是非之莫辩，邪正之莫分。…则所谓清浊智墨有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陆集)80-81页)
“气质之性”是朱子学的创造，为阶级压迫和等级观念提供“天命”的借口，也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最厉害的“致治督学”。陆子对其说。不过其言尚不彻底：其辞比批判朱子不足一员，传州会温和多了。那种尖刻生不见了。.也许陆子出于时代的者要另有考虑。骂人“蛀食姐长似无必要。“漫骂不是战斗”，但大智者骂人不不比“姑妇勃溪”，孟子骂过人，鲁迅也骂过人。
两位大师的批判都是直截雕出心肝的。雕出对方的，也雕出自己的。朱子和陆子的“心肝”各是什么呢？后人自明。这总不能以“异同”来简单区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