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与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不是很穷、普普通通的那种。没上过幼儿园，受过的学前教育是为期一年的“学前班”，当时每天主要是折各种纸飞机，也没什么正式的课程。现在想想，那可能是我度过的最开心的岁月。截至小学六年级之前，我都是在离家比较近的小学读书的，那里现在好像已经改造成了养鸡场。大概六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转到了比较靠近镇里的小学读了半年。当时我已经开始感受到和其他人相比有一些差距，但是大抵还是可以很好相处的。初中读的也是比较普通的学校，因为在学习方面比较自觉，后来还是考了一个在县里比较好的高中。从小学到初中，我接受的价值观一直都是围绕着“大学”和“改变命运”展开的，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之于家庭的责任以及“读书改变命运”之类的说教。
直到高中之前，我都坚持了这样的价值观，我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不是在世的幸福感，不是社会的参与感，不是积极的自由感，而是宿命感和责任感。其实我感到过不适，也有过叛逆，但都没有真正叛离这种价值观，没有摆脱过这种思维方式。
促使我改变这种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的诱因是后来不断遭受的挫败与选择困境。我所在的高中采用的也算是名副其实的高考工厂模式。尽管当时我非常鄙视这种模式，但就今天看来，那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拥有平台优势的机遇。高一的时候，我非常的不适应，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到激烈竞争的氛围当中。在此之前，我基本上过的都是放养+责任+自觉的学习生活。我不擅长社交，对于很多新鲜事物也不是很熟悉，我仿佛落后于时代，但是没关系，至少我还能学习。与初中不同，高中既有底下村里上来的学生，也有县城、镇上来的学生以及相当多的外地转回来读高中的学生。也就是说，我的心理落差增强了。更糟糕的是，当时学习也一塌糊涂。人生第一次，我对我的能力有了根本性的质疑。
紧接着，我准备转而学习文科，换个氛围打理打理心情，寻找出路。但是，我面临一个问题。按照一般的观点，文科不挣钱，学理科才有前途。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农村父母通常的观点，我不应该、也不能选择文科，否则就是不孝。我母亲当然也持反对意见。我很纠结，也有些愤懑不平。那些说着为我好的人，从未真正尊重过我的意见和选择。强加于他人的善意，真的能称之为善吗？不过最终我还是如愿进入了文科班，尽管是带着深深地负罪感进入的。那是我第一次做有关命运的重大选择，我很感谢当时的自己。在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改变命运的念头的萌芽，不是改变经济命运和阶层命运，而是改变“以改变经济命运为命运”的命运。
高中文科时代发生过很多事，也见过很多有趣的人，算是一段很温馨的经历。高中时代我领悟了一些新道理：勤奋不一定就会换来等值的学习成果，差生之所以为差生未必就是不努力；在外地读书回来的以及县城里读书的确实要比土生土长的有一些优势；学习特别优秀的在学习之外也有一些建树；必须相信存在天才，而且你既不能嫉妒，也不太可能超越；教育鼓励努力，但并不表扬努力，它只表扬优秀。
高考那年，我既没有超常，也没有失常，普普通通考了个一本，没有任何波澜。大学生涯和大家应该基本一致，曾经志在千里，后来发现只是辣鸡。越往上走，就越是发现平台和家庭环境的重要性，越发感受到自己在综合能力方面不仅没有优势，甚至不是平势，同时也越发认识到重新思考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我已经对“改变命运”这种思维方式有了更多的思考，并且主张有所保留地看待这种论调。
“改变命运”——一种固有思维方式
要想讨论“改变命运”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首先必须对其进行一些界定。我在这里讨论”改变命运“既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口号，也不是为了劝诸位不再进取。我眼中的”改变命运“是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所遵循的里路大致可以这样来表述：
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总是被别人瞧不起，这是我们家的命运
我们家是一个整体，作为我们家的一份子，你有责任改变我们家的命运
父母的人生已经难以改变，但是你还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 父母的命运主要是因为读书少导致的，如果你不读书，命运也会很糟糕
——>相应的，只要你考上大学，就能避免走上父母的老路，轻轻松松地找到好工作，顺利地走上成功的道路
——>个人只要依靠自身，不断努力，就能考上大学
因此，你有责任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然后顺带改变家庭命运，这套方案具有完全的可行性
这种思维方式大抵都是父母从家庭整体命运的角度出发，指明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然后根据既有的经验和功利的原则为孩子规划人生道路以期“改变命运”，它包含了一整条逻辑索链，而且在很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成为主导性的思维习惯。
“改变命运”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在哪里？
“改变命运”——多重预设
首先，这种思维方式的首要问题在于它存在多个未被言明的预设：
预设一：存在命运并且经济命运=人生命运
在我所述及的“改变命运”的逻辑索链中最初的一环就是家庭和个人的命运。然而，命运这种东西本身是否存有就是一个问题？当父母在谈及“命运”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谈论的是一种宿命感和现实困境的糅合。宿命感本身是一种主观体验，与其所关联的现实既可能与物质相关，也可能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关。所以，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归因，将来源于人际关系困境的宿命感归因为经济现实所带来的影响。
其次，父母可能会根据自身的经历来否认孩子身上更多的非经济层面的可能性，人为地假定某种命运一定会在孩子身上重演。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金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经济只是人生诸多维度的一种。经济困境会降低人的幸福感，但未必会摧毁人的幸福感。人的一生具有微妙的可能性。当一对父母要求孩子改变命运的同时也就是为孩子预先假定了命运的存有，并简单的将经济上的不足等同于孩子未来的不幸福。换言之，那个父母的口中的要改变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被假定的存有，它预先否认了经济之外的获取幸福的可能性。最终，父母在自身假定的基础上营造了一个必须被打败的对象，并将“改变命运”这种符合功利原则的人生路径强加给了孩子。而最糟糕的情况是，父母无意之中把孩子彻底变成了洗刷自身失败的耻辱感的工具。
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幸福，而幸福本身意味着一种拥有支持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由相近或友好的人构成的较为愉悦的关系圈以及能够在这样一种关系场积极发挥自身效能并能够持续获得价值感的状态。那些中国父母使用功利原则打造的幸福观一开始就偏离了正道，它讲究服从，没有给子女留下足够的自由和私人探索的空间。
预设二：家庭整体和责任的向上叠加
“改变命运”其中的一个特点是它改变的是家庭命运，在先预设了家庭的整体性，但是事实情况是：很多家庭不和，父母天天吵架，而且还是为了自己。夫妻双方尚能相互怼两句，平衡双方的利益和情感，而子女往往更多的是作为接受者。家庭整体观往往事实上表现为对于父母、孩子之间权利、隐私界限的漠视。只要是为了孩子，一切不尊重孩子意见、选择的行为都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明明伤害了孩子，却总是念叨自己的付出。没有对错的爱和没有界限的爱实际上都不值得尊重。
一般来说，子女的责任应该是与父母的实际付出直接关联的，而且是有限的，但是在中国责任似乎是可以无限向上叠加的。责任是长辈用来苛责善良又温顺的人的利器。可笑的是，某些长辈自己未必很好地领悟了责任的真意。人生下来半分责任、半分自由，并不是改变命运的奴隶。
预设三：成功的人生方案是对失败的人生方案的反向推理
上一辈子没读书的父母大概率的都混的很一般，但是这并不代表读书在这个时代同样具有如此显著的功效，认为上了大学一切就好了就更加可笑。成功的人生方案是不能够完全从失败的人生方案逆向推理出来的，因为二者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对立性。成功与失败是对于结果的评价，而这种结果的产生与时机相关联。同样的一套方案可能在一种时机下就可以成功，在另一种时机下就会失败。实际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比拼综合实力的时代，读书不再是万能药。
“改变命运”——单向思维
其次，“改变命运”的问题在于它是一种单向性的思维，它将人生的幸福最大程度的与经济现实联系在一起，又将人生的奋斗与经济紧密关联，而且还夸大了人的意志力。在中国人的眼里，“改变命运”意味着一条单行道，向上或向下，没有停留和选择的余地。在一些比较控制欲比较强的父母所规划的成功路径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能”和“必须”。在“改变命运”的思维主导下的青春会缺少必要的选择自由和足够的空间感。“改变命运”教导人们尽可能地走直线，尽可能地避免一切底薪行业，尽可能地寻求稳定，使用经济式的量化手段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无视幸存者偏差采用少数幸运儿作为自己励志的榜样，最大限度地追求结果。这种思维方式最终会不断强化人的宿命感和对快速成功的渴望，而这些都是人生幸福道路上的绊脚石。
“改变命运”——过度期待
最后，“改变命运”的问题在于它可能意味着对于子女的过度期待。被人期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当期待本身超过了个人能够正常承受的强度，被人期待就变成了最大的不幸。被人过度期待意味着期待不被回应时他人的眼光和实现自身期待的空间的压缩。一个活在他人过度期待中太久的人，最终会变得虚荣和焦虑，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迎合他人。满足他人期待的同时也意味着逐渐对于自身期待之物感知力的下降。一个价值独立的人首先回应自身的期待，其次再兼顾他人的合理期待。
与其“改变命运”，不如无宿命感地进取
既然“改变命运”存在着如此种种的问题，我们不如以一种无宿命感地进取来替代前者。在一种无宿命感的进取观中，我们不把人生看作某种天定的命运，我们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活，我们只是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回应自身的期待，承担有限的责任，以更加具有包容力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