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当了回“工农兵学员”

在本章，我将从切身体验角度，介绍文革的特殊产物“工农兵学员”及其学习生涯；也将谈到我的初恋。

我当工农兵学员的时间，是1975年9月至1977年7月。这段时间，我的年龄为21至23周岁。

据说23岁的大男孩既容易疯狂，又常常热衷于做蠢事。

一、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

上一章已介绍过“工农兵学员”的产生过程，并且曾说到：文革中大学与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是混在一起进行的，二者的入学条件并没有明显区别。候选人进什么样的学校，主要取决于家庭根基与后台背景。由于这一原因，即使是清华、北大那样的名校，其新生的质量，其实不见得比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专好。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文革中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良莠不齐现象特别严重，且总体水平较差。不过其中的部分学员，毕业后，通过不同形式的学习与锤炼，获得不错的发展。

我就读的学校，是属于“中师”的如皋师范学校。

从年龄角度看，我的工农兵学员同学，年龄差距并不大，平均年龄应在20岁上下。

从原有学历角度看，我的同学中，有高中毕业生，有初中毕业生，后者似乎更多一些。后来我发现，少数同学居然缺少最基本的读写能力。显然，他们并不适合当教师。

从来历角度看，多数人如我一样，入学前是“回乡知青”；部分人是“插队知青”；还有人数可观（平均每班大约三至五人）的农场知青。这些农场知青，通常是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落户”到南通地区各大农场的。我们这批新生，名曰“工农兵学员”，其实工人学员极少，军人学员一个都没有（个别人曾当过兵）。

下面的照片，是当年的一些女性知青多年后结伴回访母校时的纪念照。其时，我的身份是“老同学”兼校方代表。

上面这张照片中的三位女性，是我当工农兵学员时的同班同学。左一是如皋知青程瑛，左二是苏州知青徐莉华，左三是无锡知青王珍华。

从家庭出生角度看，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明显“问题”的，多数人“根正苗红”；但也有个别学员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他们是“可教育好子女”的“样板”或“代表”。我班一个叫“张元洲”的同学，就是这样的学生。

哈哈，咱们这些同学中的大多数，目前正在向70岁迈进。

二、“工农兵学员”的学习生涯

工农兵学员们的“能量”，远大于普通大学生与中专生（不少人此前在农村担任大队干部甚至大队一把手，这“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他们来到学校，是要参与学校管理的。所谓“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就是那个时期的响亮口号。不过当时校内真正的校级管理机构，一是革委会，二是党委会，三是工宣队。遇到大事，三方代表会坐在一起共同议事。而工农兵学员的“管”，往往只体现在提意见、贴大字报、学员代表列席某些不太重要的会议等方面。

关于学制，当时的中师学制是二年制。我进校时，分在师一(6)班，班主任是张国如老师。半年后，学校根据志愿，进行文理分科。我报了文科，分在文一(1)班。班主任是李崇莹老师。

课程的设置，还算规范。教学抓得并不紧，作业与考试均较少。短短两年时间，实习占了半年，春秋季的忙假劳动又占了不少时间，此外还有临时性的运动式的活动（如下农村搞调查，突击支农等）。真正在教室里上课，估计也就一年零三个月左右吧。记得有一次，学校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准备抓学生学业成绩的考试。一些学员们知道后，到教务处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最后学校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宣布取消考试。但是我们毕业时，文革已结束，毕业考试自然要进行；不过监考工作抓得并不紧。记得毕业考试时，我的卷子一做好，常常被同班同学拿去传抄。

在当工农兵学员期间，我有些任性与偏科：喜欢的课（如阅读与写作），比较认真；不喜欢的课（如音乐与美术），往往不认真听讲，甚至逃课。美术作业，总是请同学帮我做；作为回报，我会帮替我做美术作业的同学写作文；此外，我偶然也会帮写不出作文的同学代写作文。

那时老师常在我的习作后进行详细点评。有时老师点评的字数，比我习作的字数还多。教我们语文的马能源老师，曾在我的作文后点评道：“我相信，将来一定会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你的文章。”

三、教师队伍

我在中师当工农兵学员期间，教师中青年人较多，这些青年老师通常是刚毕业不久（包括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因此老师们的总体水平一般。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教师队伍中也有杰出的学者与名家。在他们中，有著名文学评论家、《小说美学》作者、后曾担任《江海学刊》主编的吴功正先生，有后来成长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的周洪钧先生，有后来成长为南通地区著名画家、南通大学美术教授的顾森毅先生，有后来成长为中师语文特级教师的姚烺强先生。

在当工农兵学员期间，最喜欢、最欣赏我的老师有三位：一是富有文学才华的老语文教师韩觉民先生，二是上文曾有介绍、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周洪钧先生，三是工农兵学员出生的青年语文教师马能源先生（后被调整到农村中学任教）。

四、必须记载的几件史实

以下几件事，必须记载于我的回忆录：

其一，我班同学曾参与筹办如皋阶级教育展览馆。

我当上工农兵学员时，如皋著名名胜定慧寺已被查封。寺院成了民兵指挥部关押人犯的场所（夜间，里面常传出被打者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后来县里决定，在定慧寺内举办阶级教育展览馆。我和我的同班同学被临时调用，下农村收集阶级教育材料，为展览馆提供资料与实物。

我与来自海安的王凤兴、来自如东的殷德美、来自张家港（当时称“沙洲县”）的黄建媛三位同学分在一组，负责薛窑区（下辖数个“公社”，即乡）的阶级教育资料与实物的收集工作。我们收集到的实物，主要是“当年用过的”讨饭棒、讨饭篮、讨饭碗等，似乎也有少量破衣服与其他实物；而搜集到的资料，主要是根据知情人口述，笔录、整理出的反映贫下中农苦难与国民党还乡团罪行的个案资料。由于同学们的辛勤劳动，这个展览馆最终成功开馆。

其二，我的一位同学曾为当农民而退学，轰动一时。

这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如皋中学一位在职正式教师曾为此而辞职，到农村去当农民。我们曾参加县里为他组织的万人大会，欢送他下农村当农民。

也许受到如皋中学这位老师的影响，我的一位非同班的同学申请退学，回家乡当农民。离校那天，姚止平（据说其父母为《红旗》杂志编辑，后担任名校如东县栟茶中学校长，数年前死于车祸，其墓在我岳父墓的南侧不远处）等同学号召大家不要去上课，一起去欢送他回家乡。那天上午的课，处于事实停顿状态。后来听说，这位同学乘车回到如东县城的汽车站时，如东县委的一把手孙书记曾专门乘车到车站迎接他。再后来，听说他参加挖河，勇挑重担，以至吐血。

当时，对于这件事，本校的一位老师曾评论说：“他中了‘教师倒霉论’的毒。”我的一位同学（苏州男知青）则评论说：“你别小看他，他并不傻。也许咱们才当小学教师，他已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

1983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如东县任教。一位同事告诉我：这位当年“不当教师当农民”的同学，并没有交上官运。文革后他曾来县教育局，要求考虑他曾是师范学校的工农兵学员这一实际情况，恢复他的教师资格，让他当教师，遭到教育局的拒绝。

其三，当工农兵学员期间，我曾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学校东南侧“宏坝河”的开挖劳动。

如今，每天清晨，我都会迈开双腿，沿着这条小河长跑。有时我会在河边漫步，回想当年开河时的情景，追忆当工农兵学员的那些日子。下为宏坝河近照。

其四，1976年暑期，由于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如东县县委根据某些蛛丝马迹，发出了地震警报。

在此情况下，我的家乡马塘镇上的饼干等方便食品，被抢购一空。

1976年暑假期间与暑假后的实习期间，我分别与家人、同实习小组的同学一起，夜宿于防震棚内。但天气转冷后，我们逐渐搬回室内。

其五，那时的教学实习很有特色。

我的实习地点，在如东县岔河区新店公社的利群小学。该小学是“戴帽子”小学，办有初中班。以前或后来，它是实际上的乡中心小学。

在实习期间，我曾教过小学与初中的语文、数学、体育等课程。在教《人定胜天》一课时，我曾请附近生产队的副队长（女））来教室，介绍他们战天斗地的事迹。大概由于这一原因，住在利群小学内的公社文教辅导员（乡级教育管理长官）曾夸奖我这个实习生“点子多”。我当时实在年轻，受极左思想影响严重。今天看来，“人定胜天”观点极错，上述教法可笑，但这是特定时期的产物。

五、我的初恋

人生的初恋，往往既美好，又难忘；既清纯幼稚，又缺乏理智；既充满憧憬，又缺乏远见；既必遇挑战，又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

我与Ｚ女士，是分科前的同班同学。当时她18周岁，小我三岁，出生于南通市郊的农村干部家庭，入学前已担任大队党支部的副书记。在咱们师一(6)班，她是文艺骨干，有唱歌跳舞专长，是个聪明女孩。我如今常唱的《长征组歌》之一“雪皑皑，野茫茫……”、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娘的眼泪似水淌……”，就是当年她在班上教唱时学会的。我的一点点舞蹈基础，也是跟在她后面学到的。

来校后不久，她的文艺才华吸引了我，也许我的学习成绩、写作能力与外貌也吸引了他，我们的目光常常有意无意地相遇，日常的接触也渐渐多起来。有时上午第四课结束后，我俩会不约而同地慢吞吞地收拾书籍与学具，以成为最后离开教室的人，以便有机会单独交谈几句。后来，我们建立了正式的书信交流关系，邮电局与班级信箱是我们的书信中转站。在信中，我们俩都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对方的爱情，并且相互勉励。有一次，她在信中说：“亲爱的，你爱的人永远也不会变心。”我们的约会只有一次。那是周末的一个晚上，我在学校大门内甬道边的校刊《新如师》编辑部看书（我是编辑，有编辑部的门钥匙），她带着沐浴后的满头发香来找我，我们遂约定到外面走走。那晚，我俩共度了一个多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穿过学校南侧的巷道，沿着河边小道、环城公路漫步，畅谈美好的未来。在巷道边的月光阴影中，我们轻轻地拥抱了一次。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全部罗曼史。

邓丽君曾操着凄婉而动人心魄的嗓音，切切地唱道：“我们留下轻轻一吻，化作绵绵恨……”

我们之间正常的书信往来，只保持了十个月左右。实习期间，她的来信越来越少。1977年2月，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后的一天，一直像姐姐一样关爱着我的同班女生、家住马塘镇郊的同乡殷德美，将我约到学校西边的招待所食堂，悄悄地对我说：这学斯开学时，她看到一位穿着海军军服的军人送Ｚ来校，一直送到学校的女生宿舍。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对殷德美说，我不相信Ｚ是那样的人。见我这样傻，大姐苦口婆心地对我说：“你还是多长个心眼吧，这是我亲眼所见啊。”

最后一学期，随着断绝交往时间的延长，我心里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事情的不妙。但是幼稚的我，估计我们之间还会有最后的谈话，我猜想她最后会对我说“对不起，再见”。我还乐观地认为，我仍有挽回败局的机会。但是毕业时，在离开学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去女生宿舍找她，一个女生告诉我，Ｚ已走了，她给我留下一条毛巾和一本日记本，作为纪念。当天晚上，由于心中十分难过，我彻夜未眠。

回家后，我重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反复阅读书中描写保尔想自杀时的这段话：“枪口轻蔑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上，恶狠狠地骂了起来：‘这算什么英雄，纯粹是冒牌货，老弟！任何一个笨蛋，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对自己开一枪。这样摆脱困境，是最怯懦、最省事的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对懦夫来说，也不需要更好的出路。你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你尽一切努力冲破这铁环了吗？你忘了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是怎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枪藏起来吧，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经过较长时间的冷静思考，我产生了如下想法：其一，生命是宝贵的，来日方长，痛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轻，直至消失，我不能成为因失恋而自杀的懦夫；其二，Ｚ有另选男友的权利，也有选择结束恋爱的方式的权利；其三，我要自强不息，我要让Ｚ后悔。

后来Ｚ并没有嫁给那位军人，而嫁给唐闸的一位同行。她自己也长期任教于唐闸附近的一所初中，后来调至南通市城区另一所比较有名的中学。中师毕业后不久，我们有过一次不愉快的相见。从那以后至今，已有40多年；这期间，我们之间虽然只有咫尺之遥，却从未相见。约20年前，我与她通过一次电话，我们交谈了大约20分钟左右。在电话中，她向我解释了当年中断恋爱关系的原因：她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到如东县。而我的感觉是，她只说出问题的一半。比较完整的原因应是：她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到如东县；她自己也不想嫁给如东县的一个十分普通的小学教师；也许还有其他原因。那次通话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定格于“无联系的普通朋友”。

至于我们之间是否有过“绵绵恨”，我忘了。

有必要补记的是：2019年4月16日，我在我所在工作单位见到了回母校参加班级聚会的Ｚ。但见面后，我俩只是很自然地握了一下手，并未交谈。读者不妨猜一下，时隔42年再见时，我的内心是心如古井，还是波澜骤起。

此后不久，一位老同学将Z在“全民K歌”网站演唱《望月》的视频转发给我。其歌词是：

望着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

望着你的时候，就想起月亮。

世界上最美，最美的是月亮，

比月亮更美，更美的是你。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常常望着月亮；

那溶溶的月色，就像你的脸庞。

月亮抚慰，抚慰着我的心，

我的泪水，浸湿了月光。

月亮在天上，我在地上；

就像你在海角，我在天涯。

月亮升的再高，也高不过天；

你走的多么远，也走不出我的思念。

看到她的精彩演唱，听到她的动人歌声，欣赏到她的美丽服饰，我很高兴。我相信她一定会健康长寿。

往事并不如烟。回忆并写下这些完全真实的往事，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两年的“工农兵学员”经历，是我一生中宝贵的人生财富。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我当年的各位“工农兵学员”老同学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2018年4月25日写毕于东皋新村

2020年3月25日修改于水绘曦园

2021年9月7日改定于翠湖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