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童年

童年，是美好的。然而我的童年体验，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其中的主味，是辛酸。

先从“甜”说起吧。

我的童年，也有温馨的色彩。五岁前，也就是1954年至1959年这段时间，日子大抵是平静的。我至今尚记得过年前家中蒸馒头的情景：奶奶坐在灶后，向灶膛里添柴禾，父亲忙着搬蒸笼，母亲忙着做馒头，我则站在摆放馒头的竹席边，吃着热腾腾的馒头。

但是在我五周岁多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接着继母进了家门。于是，我成了父亲前妻扔下的孩子。（我中年时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与我母亲离婚，他说的理由似乎正当，但我既不太相信，也没有刨根问底。当母亲逝世，父亲问我应当如何对待时，我建议他遵从本地习俗，送点毛纸，然后对遗体三鞠躬，以此悼念与告别，其他的事都免了。父亲听从了我的建议。）

我的童年，也有长辈的偏爱。邻里独居的杨爷爷，是邻里街坊中惟一的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他经常为街坊们代笔写信，每个月还准时到各家拿户口本，为街坊们领粮票。杨爷爷曾告诉我，他是清末的落榜秀才。杨爷爷非常喜欢我，常常为我讲故事，讲历史与传说。他还自制了一副纸质象棋，教我下象棋。有时他还留我，与他同床共眠。夏天，我常随杨爷爷在原马塘小学的操场上纳凉，听他讲故事，说谜语。杨爷爷曾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是个聪明孩子，如果在过去，长大后有希望考中秀才。”现在想来，杨爷爷这样说，是因自己考秀才落榜；他觉得如果能超过他，考中秀才，是十分了不起的。杨爷爷的儿子在县教育局工作。后来我由青年农民蜕变为师范学校的工农兵学员前，杨爷爷曾特别嘱咐他儿子尽力帮助我。我说不清我后来能被录取为中等师范学校的工农兵学员，是不是得益于杨爷爷的帮助。杨爷爷：如果您地下有灵，请接受我由衷的敬意与谢意！

我的童年，十分贪玩。有时，会玩得昏天黑地，忘乎所以。

幼儿时代，镇子周围常常种植一种叫“麻”的植物。那“麻”的形体有点像瘦而长的竹子，等“麻”长到手指粗、两米多高时，人们像割麦子一样将其砍下，将其主干上的皮剥下。这麻皮正是我们所知道的“麻绳”的主要原料（麻绳的另一种更高档的原料，是剑麻叶片）。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取一段剥了皮的麻杆，两端系上一段草绳，做成我们那个时代的“玩具枪”。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背着这种玩具枪，嘴里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在路边玩操练。

小学低、中年级时，我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抛球”。哈哈，这个游戏有点像当今富人们玩的“高尔夫”：在地上划一个等边三角形，在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位置各挖一个小洞，参玩的小朋友，依次分别将一只略大于蚕豆的玻璃球卡在弯曲的食指间，用拇指将球从第一个洞口弹向第二个洞口；如果进了洞，从洞中拿起球，继续攻下一个洞口；如果不进，下次轮到你时，从球的位置继续弹。先进完三洞者为胜。嘿嘿，上午放学后，我常与小朋友们玩“抛球”，有时会玩得忘记吃午饭。

小时候玩得较多的第三种游戏，名曰“凿钱墩”、“抛钱”。

“凿钱墩”游戏，农村孩子春节期间玩得较多，平时偶然也玩，镇上的小孩则很少玩。我是随父亲与继母去继母娘家走亲戚时，学会“凿钱墩”的。其玩法是：在地上画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圆，玩者各自掏数量相等的铜板，将铜板叠好，置于圆心位置，然后依次手拿一只铜板，挥动手臂，将圆心或圆圈内的铜板“凿”出圆圈，谁将铜板“凿”出圆圈，那铜板就归谁。哈哈，我玩这游戏，大约赚了20枚左右的铜板。后来这些铜板成了我的收藏品。

“抛钱”具有赌博色彩，是大人们春节期间玩的游戏之一，小孩子偶然也玩玩。其玩法是：将一块较大的砖块斜放，在距砖块四五米远的地方划一横向直线（或以墙壁代替直线），玩者依次高举一只铜钱，将其“抛”向砖块的斜面，要尽可能使滚动的铜钱停靠在直线位置，谁抛的铜钱最后的落点最靠近直线，谁就是赢家，而赢家通吃事先约好的赌资。不过，那时大家都很穷，每一轮的赌资也就是几分钱或一毛钱。

然而我的童年，十分辛酸。这种辛酸，如果用颜色来形容，则是令人窒息的浅黑色。这种浅黑色，也是我的童年体验的主色调。

首先，我的童年，饱受饥馑的困扰。

我父亲具有城镇户口，吃国家的定量供应粮。我出生后，父亲无视我的未来，将我的户口报在镇郊的“蔬菜大队”，将我的户口落到农村（当时还没有“户口随母”政策）。对他来说，这样做有一个好处：我的口粮可以到生产队去领，不用他每个月拿钱买。对我来说，其后果是严重的：第一，国家供给城镇人口的定量粮，是有保障的（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城镇并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的根本原因）；而生产队能为社员分多少粮食，则受收成制约，如果生产队无收成，政府又不能调拨救济粮，社员就会饿死；何况生产队分粮也是要算钱的，只不过计算方法比较灵活且可以佘账而已。第二，根据政策，具有城镇户口的孩子，长大后政府会及时安排工作（后来部分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则是意外的特殊情况），具有农村户口的孩子则必须下乡务农。第三，对劳动者来说，工龄具有重要意义，同样是特殊情况下的下乡劳动，原来具有城镇户口的插队知青，是要计算工龄的，而原来属于农村户口的所谓“回乡知青”则不计工龄；更莫名其妙的是，上大学、中专的两年、三年或四年，原插队知青计算工龄，原“回乡知青”则不计工龄；有了正式工作后，原“回乡知青”由于工龄较短，待遇会受到严重影响。我算了一下，如果父亲当年将我的户口报在镇上，我的工龄会增加9年（农村劳动3年，中师2年，大学本科4年）；此外，我获得中级职称、副高职称的时间也会提前不少。

五十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席卷华夏大地。童年的我，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氛围中，获得了终身难忘的人身体验。

五六岁时，生产队不分粮了，我开始随父母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就餐。由于吃饭的人多，队里又没有多少粮食，我们通常只能吃到稀薄如“淡淡长江水”一样的所谓“稀饭”。我清楚地记得打饭的情景：我们依次排队打稀饭，轮到我时，我可以清楚地看清负责打饭的大妈的动作，听到碗、勺、桶等器具发出的声音。打饭大妈拿起勺子，在粥桶轻轻地搅动一下，然后将一勺子稀饭盛到一只碗里，让我端走。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碗大约能盛400余克水。打饭大妈将那勺子放回粥桶时，勺子会迅速沉到桶底，并发出如石头沉河一般的响声。我是急性子，加上饿得厉害，很快就将稀饭喝光，并且通常是吃得满头大汗。此时，家里人还没有吃好，我就坐在一边等。可是，等家人吃好，我站起来想走时，常常突然发现我又饿了。后来父亲告诉我，打饭大妈的勺子是长了眼睛的，如果是生产队的干部或自己的家人来吃饭时，所打的稀饭中，米粒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是普通社员，所打的稀饭实际上是粥汤。就在昨天，还有人告诉我，那时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常常将食堂的粮食拿回家，供自己与家人享用。

有诗叹曰：

　　　　　　　　　　　　大家庭里意如何，

　　　　　　　　　　　　彩旗飘处猫腻多。

挖尽菜根啃树皮，

还有美味观音土。

不过，城镇人口的定量粮，还是有保障的。困难时期，由于父亲吃城镇定量粮，我曾经有机会跟随父亲到街道食堂吃饭。在我的印象中，街道食堂整洁、宽敞，卫生条件也较好，稀饭也比较粘稠。人们大概是用粮票与炒票，购买食堂的饭票；食堂则凭粮票与钞票，到粮站买粮。当然，有机会到那儿吃饭的人并不多。我到那儿吃饭的次数也极少。

生产队食堂的寿命很短，而街道食堂则办了好多年。

童年时代，我吃过豆腐渣，吃过榆树叶拌米糠烧成的树叶糊。尽管有时会饿得十分难受，多数时候还是能吃到一些大麦糁拌少量大米烧成的稀饭。爷爷奶奶与父亲“分家”后，继母考虑到父亲常在外挣辛苦钱，不忍其挨饿，搞起了“一锅两粥”：用废旧的蚊帐布做成一只口袋，将大米放在口袋中，将口袋扔在煮稀饭的锅中。粥煮好后，继母将口袋捞出，将口袋中纯大米熬成的稀饭倒在碗中，让父亲吃。她与我们几个孩子，只能吃口味远不如大米粥的稀薄的杂粮稀饭。

由于江苏是鱼米之乡，南通地区更是一马平川、滨江临海的福地，我继母又十分能干，加上父亲有定量粮，童年时代的我尽管严重营养不良，有时甚至饿得头昏、眼花、胃疼，但终于没有吃过树皮与观音土。当然，如果饿到必须吃树皮与观音土的程度，距死神也就一步之遥了。令我难忘的是，邻里街坊中，有不少人得过“浮肿病”。周边四乡八镇，有时会传来饿死人的消息。

整个六十年代，我在饭桌上多次听到继母的喃喃自语：“早饭有了，午饭粮还不知道在哪呢”。继母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话。

其次，我的童年饱受家庭暴力的戗害。我虽是父亲惟一的儿子，虽是学业优秀的孩子，但父亲生活艰难，脾气极坏，加上我又是他前妻丢下的他并不喜欢的孩子，常常对我实施家庭暴力；责骂与言语污辱，更是家常便饭。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我至今仍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直不喜欢我。

十岁左右，我开始跟随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四处打猪草。有一次，我借助长木梯，上树摘树叶（用作猪饲料），不小心从木梯顶端摔了下来。好在昏迷几分钟后，我自己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由于南通地区土地平坦，人口稠密，加上差不多所有有条件的人家都养猪，打猪草并不容易。有一次，由于贪玩，加上短时间内打不到多少猪草，我和姐姐没有打到足够的猪草，回家后遭到父亲的痛打。父亲打着打着，仍不解恨，居然用绳子将我与姐姐的手捆起来，吊在屋梁上。

这就是我的童年。

青年时代，我曾经将这些童年往事说给一位24岁的女同事听，她听得潸然泪下。她心痛地抚摸着我的脸，成串的泪水往下直掉。

　　　　　　　　　　　　　　　　　　　　　　　　　写于2018年上半年

                                                 校定于202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