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果然央视网的编辑们也坐不住了，发表题为“绝望的“文盲”，能演好戏吗？”的文章。起因是某当红艺人，在宣传路演中，对记者的提问，或于不屑，或于不知，回答确乎是显得有那么些“文盲”。其他官媒也接连发声“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对于官媒的这类宏大叙事，我既赞同，又保留意见。一个个体，为何会兴师动众，竟引得央妈已然顾不得威严，而谆谆教诲？显然他不是个例，他是现象。
所谓现象，即从总体打量，整个社会的价值倾向。且看网络文学中，比比皆在的爽文修仙穿越，起一惊厥的书名，配一副唯美俊逸的封面，主角就开始打怪升级之路，要么就怀抱绝世美女或坐拥天下财富；音乐视听里，俯拾皆是的粗糙陈词滥调。或曰“我们一起学猫叫”，或曰“燃烧我的卡路里”，短视频里几天一更新的热门歌曲，正如新雪覆盖旧雪，旧雪慢慢的变质腐烂；电影视剧下，又臭又长的劣质低能剧”，先不论“手撕鬼子”，“裤裆藏雷”这种虚假又荒谬的抗战神剧。各类仙侠玄幻，三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非得弄成三集，一见钟情的爱情偏要整成七角恋八角恋。优秀作品，可谓凤毛麟角
故而不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下的文化环境都在追求高效率低成本，充斥裹挟着功利性，一致性与可预测性。所谓功利性，即只以金钱为最终目标，至于品质与道德亦只服务于金钱。一致性与可预测性，指艺术作品统一，内容相近。人员只需服从听命。风险小，可控性又强。创新的成本和代价很高，比如投资一部剧，若不过审，则会遭受损失。所以踩前人踩过的路，稍加改动，便又是一部新剧。例如前几年横空出世的反腐政剧《人民的名义》一经播出广受好评，而后各种“名义”便纷至沓来。因有人已吃了第一只螃蟹，旁人只要耐心观察，只要抄袭模仿，便不至于吃了壳，崩了牙。
这种文化思潮，恰如一间大型工厂，他们把文学，音乐，影视分门别类，归类的艺术作品都有固定的材源配料，生产程序，运作时间，随后一道道制式化，模块化，批量化的成品稍加改动便大量投入市场。成本小，效率高。若有一个新颖的产品过了审，又获得市场认可，大批的同质化产品便鱼贯而入。少了时间的打磨，少了灵魂的注入，这的确是工业品，而非艺术品
你以为只有艺术作品是工厂的产物吗？再回头看文头提到的某当红艺人，据我所知，他也曾参加过韩国的男团。韩国的艺人公司，每年训练大批的培生，又推出大量的艺人。他们各个容貌俊秀，妆容精美，能歌善舞，他们动作一致，形态统一。公司根据市场的反应，不断的调整培训的内容，加以改动，以迎合市场。他们以高效的，低成本的方式，生产着“艺人”
你又以为这只有艺人在“批量生产”吗？再看市面上那些大受欢迎的“21 天教你学会......”，“1 个小时带你认识......”，甚至还有“懂得这几个道理，将丰足你一生”，他们都在告诉你，成功是可以复制的，优秀是可以复制的，人生是可以复制的，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所以难道我们不是在模块化，制式化和批量化的工业产物吗？
工业化后，物质资源极大丰富，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我们似乎也在不断的被“工业化”。而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深受其扰。例如在艾里克.施洛瑟的《快餐王国》中就提到，快餐无疑是工业化产品中最具代表性的食品，以其高效率低成本，标准化，制式化，批量化的特点，淘汰了那些人工成本高，耗时又昂贵的家庭作坊。最早工业化的美国以麦当劳等快餐巨头为首在全世界扩张连锁店，同时带来的，还有一整套从源头到餐桌的工业体系以及其背后的快餐文化。这些“文化”并没有排异反应，更是在各个工业化国家内生根发芽。
汉堡快餐的恶之花，也逐渐浮现，作者艾里克.施洛瑟在书中写到，追求盈利的企业家不仅为了高效低成本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还出现了食品安全的种种问题。另外快餐汉堡可乐不但营养结构单一，同时还造成许多健康问题，“一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和 1/4 的美国孩子都肥胖或超重”。这不正如当下的工业艺术作品，“吃”着爽文，“啃”着神剧，一时的心旷神怡后，也造成了灵魂的空洞，当空洞成为常态，空洞也已被空洞填满。
作家梁晓声在其《论中国女性》中对快餐文化这样写道“快餐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特征。 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新人，所遗传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虽然同样消费着快餐文化，但基因并不会被快餐文化异化。而在我们的国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 ”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除了快餐文化便没有文化了。
中国当下却是笼罩在快餐文化的铁幕之下，快餐文化也无比之美妙的契合社会主义。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无比享受。制度层面，快餐文化要求一致性——即消除地区差异，各店制度统一，模式统一，由中央统一指导管理。同时又具有服从性（可控）。例如，麦当劳奠基人之一Ray Kroc 就曾说“我们将从中挑出听话（conformists）的人，组织不必信任个人，而个人务必信任组织”。在当下中国，实在是某种政治和经济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么看来，快餐文化与社会主义，本质理念是一致的，说除了快餐文化便没文化了，也就不足为奇了。（谨慎）
这么一来，快餐文化便是社会现象，文化若成为社会现象，社会便具有了惯性。就像某个人习惯喝可乐解渴，若饮水，便觉寡淡乏味，则他的血液里也差不多流淌着可乐成分的文化血浆。倘社会都习惯用可乐解渴，则可乐便成为了水。所以当苛责某个人是“绝对的文盲”时，我们便以将自己置于快餐文化之消费的“上帝”，对某件商品品头论足。殊不知，我们也将被送到文化的运输带上，等待下一位“上帝”的享用。
二
我曾以为，经济发展是文化滋生的土壤。我见识到香港从 80 年代，90 年代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产业，那些年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手，家喻户晓的影星，无不伴随我的童年。又经历过台湾经济高潮期的青春偶像剧，还能忆起跟表妹两人搬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看《流星花园》的场景。然而 2010 年后当香港奇迹终结，台湾经济没落的时候，风水轮流转，大陆经济已然腾飞，城镇建设，乡村工程一派欣欣向荣。直应了“人民又盼头，祖国又希望”。
中国人民经济上真的站起来了，我想怎么着我们的文化产业应该兴起了吧。吃饱穿暖有工作，人民真的会追求智性生活吧。但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输出依然处于弱势，我们输出社会主义吗？那是人西方政客不要的。我们输出快餐文化吗？那是美国带给我们的。我们还能输出什么？哦，对了，输出孔孟老庄
当雅典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我们有孔孟老庄。当西方有卢梭，亚当斯密，马克思的时候，我们有孔孟老庄。是的，你可能会举出朱熹，王阳明之类的哲学家，但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大儒，核心还是儒家思想。当然，我也很喜欢孔孟老庄，但我更热爱那个时代，那个诸子百家，千花争艳的时代，那个不仅有孔孟老庄，还有墨朱法名的时代，那个重侠义（契约）而轻王权的时代，又是奠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时代。但是若只说中华千年历史文化的巅峰只有春秋，这又是绝不公平的。中期有宋朝，近期有民国。
宋史专家邓广铭称在整个两千多年中华古代文明史上“即空前绝后也无与伦比的”物质成就与精神文明进步的“最高峰”，称宋代为中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达到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又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宋帝国“已经走到现代世界的门口”，昭示着，资本主义经济，启蒙开明的统治治理，高度城市化（城市化水平达到 20%-30%）、文化繁荣、以及科技革命等。单论文化，王飞凌《中华秩序》中写到“中华美术，至于宋代到达顶峰”而其“文学作品涌现，绘画音乐雕塑发达”。
再看民国，无论这个时期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描述的多么悲惨，事实上在战争方面，却是悲惨，对此我是抱以深切的同情和悲怆之心。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哲学大师，艺术大师大都诞生在这个时代。更于文化方面来说，是诸多现代汉语文化的根源或是奠基。
为什么这三个时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大爆发时期？再此，我愿引用汪曾祺在其散文《新校舍》中的原文，以释一二：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是的，便是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但文化自由？（在这我并不去讨论自由的边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还是愿举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反例以释二三：
“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了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最后一共焚毁了大约 20000 册书”“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还有任何现代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规模的文化管制”我在这里并不想简单的讨论管制“好”与“不好”。若你们认为应该管制，我也举双手同意，我投降，我同意。但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即艺术文化创作，需要自由的土壤。
再说西南联大教授只将人才辈出，文化繁荣归因于“自由”，我也不全然同意。我记得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提到了他的舍友，一位河南人。只身挑担，步行从河南走到昆明联大求学。难以想象，没有火车汽车甚至没有像样的道路，他的内心是究竟渴望什么？那些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又渴望什么？宋朝的那些士大夫们整天与皇帝吵吵嚷嚷的，他们在渴望什么？又说孔子那三千门徒追随孔子一生，他们又在渴望着什么呢？
笛卡尔说：“我的努力求学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即我求学，只为求知。一个人即便过着无限自由的生活，但若无求知欲，文化的繁荣便无从谈起了。但，我始终认为，求知欲和性欲一样是自发的，就像每个人生来都对头顶的星空产生过无限的好奇和问题。
如果说面对当下贫瘠的文化，若还有什么能够自我拯救的这空洞的灵魂，便是唤醒求知欲，求知欲又可称为好奇心。艾里克.施洛瑟也书中提到，面对快餐文化，最佳的方式，不要人云亦云，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走自己的路。
回到开头官媒批评，至少又一点我是认可的。对抗快餐文化，人是需要求知的，用真正的知识来填补空洞。但我又不认为需要去告诉某个人应该怎样做，应该怎么学，学什么。因为人本身便是有求知欲的，无需多言，个人自会行动。重要的是，还是要好好思考，应该如何提供一个文化自由的土壤，我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