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发脾气，或者一时冲动说错话，而我们自己也意识到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几种情况：愧疚、变得讨厌和提防对方、感觉对方“罪有应得”
实际上，这都是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友善待人”的观念根深蒂固，甚至说，从孩提时代接收到足够多的善意后产生的一种心理定势：不友善待人是一种错误，并且会因此产生不安、愧疚等情绪。
那么我们的大脑会如何下意识去让我们减少因为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呢？
它会去寻找“什么人才会被不友善地对待”，于是结果很显而易见：“有罪”的人“可以”被不友善、甚至冷酷无情地对待。
所以，一旦将对方“认知”为“犯错”的人，那么就会继而不断生成“对方各方面都很坏所以才会犯错”的错觉，甚至下意识去“寻找”证据--实际上，只要对方有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解读为“他的品行不端”。
此事在《列子·说符》中亦有记载：
“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
就是有个人斧子丢了，觉得是邻居儿子干的，于是无论那孩子做了什么，都觉得是偷了斧子的行为；直到后来找回了斧子，就又觉得隔壁孩子一点也不像个贼了。
当然，这是在我们产生“对方不好”后的心理机制了。
产生这个想法之前的机制，则是另一个心理学实验：
参与者被招募去参加某个实验，实验过后被实验人员告知，实验的报酬会延迟一些发放。之后，对于参与者，设置了几个实际发放报酬的时间节点，一种是一天后，一种是一周后，一种是一个月后。
后来在发放奖励后，对参与者做了回访，问他们对该实验人员的印象。
令人意外的是，拖延的时间越长，对实验人员的印象越好。
另一方面，越是“专业”的措辞（哪怕只是借口），也能越增加这种好感度。
根据后期的分析，这种“好感度”并不是来自于对方到底做了什么，而是对方这种做法对于参与者“之前的决策是正确的”这件事的支持。
也就是说，越是高大上的理由，越能让参与者觉得自己参加这个实验是正确的，哪怕延迟了报酬，但自己类似于“为科学先献出了贡献”的感觉让他们对整件事产生了正面的情绪体验，然后投射在了事件的相关人员身上。
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这件事本身不是“科学实验”这种普遍意义上的“高大上”事件，那么结局也会截然不同。
但最终的作用是一样的：“我之前的做法没有错”，是我们的一种心理自我保护机制。然后我们还会通过后续的任何事情--对，是任何--去反复强化这个信念，让我们始终保持心境的稳定。
于是就会出现类似“我不和对方沟通是因为对方就是不好沟通的那类人”，“我不关心对方是因为对方就是高冷不喜欢别人关心”之类的想法。
但绝大部分情况中，如果涉事双方都是成年人，尤其是工作上的关系，那么也往往会通过合理的沟通来化解这些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工作是否能正常开展”，这对于双方而言，可能比“个人感受”更重要，或是，工作的顺利与否，对于“个人感受”的影响更大。
那么，这种情况似乎也不是什么很值得去关注的？
并非如此。这种情况发生的重灾区，其实是亲子关系。特别是当孩子还在未成年人的时候。
因为孩子的心智远未能与成年人同步，而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往往也是缺乏成熟的理论支持，于是反而变成了像小孩子闹矛盾的情况，尤其家长仍然能用“权威”去继续让孩子“听话”，而随着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越发变强（自主性强，但远不是成熟），他们对应这种负面情绪的方式也越发激烈和混乱，在家长的眼里自然就是印证了“我骂孩子是因为孩子不听话”这个观念，最终亲子矛盾愈演愈烈，越是不听话，越是觉得当初的“不友善”是对的，越是继续保持这种恶劣的态度。
那么孩子怎么可能突然“成熟”起来，重新“听话”呢？
反过来说，孩子的反抗会让家长下意识“避免沟通”“尊重他的意见”，于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习得”了“我越是反抗，他们越是会给我空间”，这个错误决策也被反复强化。
这个过程中，家长孩子彼此身上的缺点更会被彼此无限放大……
于是我能看到很多家庭亲子关系不好，但双方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而且基本上都会觉得“自己都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
因此，切勿情绪上头，还将这种情绪投射在对方身上，而是始终以成熟的方法去处理矛盾：既然自己确实“不友善”，就要认真道歉，那么就算有情绪，也能被理解，也能互相加深认识，让关系更加紧密。
对于孩子就更加如此，一个有情绪但会反思和道歉的家长，能让孩子学会同样的相处方式，而不是反抗和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