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明与社会，何以在各个方面表现得如此不同？在《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一书中，辉格引用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给出异想天开的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实际上，孟德斯鸠的话也不能算全错，因为这毕竟是所有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在《棘手遗产》一书中，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法治建立、经济发展等方面表现迥异，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是重要原因，当他指出，更应该从研究对象的社会群体心理特征上找原因。

由此辉格认为，在不同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体系下长期生活的人们，在身心各层面经受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最终在各族群的心理上造成了显著差异，比如暴力倾向、纪律性、对待远期回报的耐心、对待社会规范的态度、道德感等等，就像被安装了不同的“文化软件”。

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文化软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给你呈现了色彩斑斓的镜像。

彼得·里克森、罗伯特·博伊德在《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一书中重点描述了一种现象：美国南部一直以来要比北部更暴力。通过一番考证他们认为，南部之所以比北部更暴力，是因为南方人从文化中获得的有关个人荣誉的信念与北方人不同。他们认为，南方人远比北方人更重视声誉，即使付出巨大代价来捍卫声誉也在所不惜。

那么，美国南北方人之间的这一区别，根源在哪里？他们继续引用理查德·尼斯贝特等在《荣誉文化》中的观点认为，这种差异可以从经济史和文化两种角度来解释。从经济上看，美国南方的主要移民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牧民，南方这些稀疏散布的地区以畜牧为主业，牲畜很容易被偷走。因此，在这些畜牧社会中，人们需要设法建立起愿意使用暴力的声誉，以此对偷窃和其他掠夺性行为形成威慑，这往往就会产生“荣誉文化”。当然，坏人可能也会想建立这种声誉，以便更好地恐吓他们的受害者。当这种“军备竞赛”升级时，如果一方认为他的荣誉受到了威胁，那么一些无关紧要的争执就会迅速失去控制。关于“文化”的角度， 理查德·尼斯贝特等只从南方人的文化与行为角度做了分析，但缺少了一个历史的视角。正好，这一缺失，却被另一位文化界“大牛”托马斯·索威尔给补上了。

在《征服与文化：一部世界史》托马斯·索威尔讲了英国“边民”的故事。中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直接战争不断：“在那些晦暗的年月里，双方边境一带是两军频繁交战的战场，也是法外之地。在那里，纷争的氏族、流寇强盗、自封的‘治安队’和以保护为名行勒索之实的土匪横行乡里。这些游离势力既不效忠于英格兰国王，也不向苏格兰称臣，而是‘随心所欲地有时自称苏格兰人，有时又自认是英格兰人’。”这样的边境战乱几乎持续了数百年，导致生活在“边地”的这些“边民”们无视律法，靠个人动武和家族暴力私下裁处纠纷，切偷窃牲畜、私占无主土地、拐骗妇女等无法无天的行为频发，社会上充斥着残忍暴戾的风气。后来，一批苏格兰人移居爱尔兰北部阿尔斯特省，其中曾经的“边民”占了很大比例，被称为“苏格兰裔爱尔兰人”，也给那里造成了社会长期不安定的局面。再后来，这些来自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地区以及阿尔斯特省两个地方的“边民”，又移民到了美国南方，定居在与家乡环境类似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形成了美国白人社会中贫困持续最久的社会。这些生活在美国南方偏僻乡下的人，籍贯出身和生活方式与南方沿海贵族出身者迥然不同，被人们称作“脆饼干”或“红脖子”。其实这样的称呼早在来到美国南方之前，他们还在英国老家时就已经有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分来自英国社会落后动荡的“凯尔特边地”的“边民”，其民族精神也颇为相似，暴戾的民风却在美国延续了很久。比如，酗酒成性、下狠手斗殴成为偏僻南方的出名场面，他们还自行治安，私设牢狱。史称，他们“虽然很穷，却有强烈而倔强的自尊，决不允许别人低看自己一眼”。

补上了这一段，让我们再回到彼得·里克森、罗伯特·博伊德，他们两位经过一番论证，提出了《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一书的两个主要观点：第一，文化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第二，文化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我们的心理机制是演化而来的，它决定了我们学习什么、如何思考，并进而影响到了哪种信念和态度会得到传播和延续。经过漫长的演化引导，文化就塑造了我们先天的心理机制，正如我们先天的心理机制也同样塑造了文化。这其中的关联，使得由文化获得的信息成为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方面。基于此，他们的基本结论是：文化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成功率以及存活性。所以，人类的某些文化因变异得以持续传播，而另外－些则消亡了。

读这本书时，我对“文化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成功率以及存活性”印象深刻，因为我们从现实世界企业的生生死死中，似乎也看到了这句话的诸多佐证。

亚历克斯·坎特罗维茨在《永远是创业第一天：科技巨头保持领先的文化基因》一书中讲到一位苹果员工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几年前，罗宾·黛安·戈德斯坦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店参加会议，她去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刚从房间一侧的桌子上拿起一个杯子，立刻就感到一阵不快涌上心头：“当我的手指握着咖啡杯的把手时，我清楚地感觉到杯柄内侧的模具线。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这个杯子的设计师和制造商不能再多花30秒打磨一下手柄内部，让它变得光滑？”她的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去你的吧,史蒂夫！” “大多数人碰到这种事并不会想太多，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也许他们会意识到手柄的内部不平滑，或是那里有一道凸痕，但这不会是一个问题。然而，在苹果公司工作如此长时间后，我会觉得那是个大问题。虽然那个部分你可能看不到，可能只会短暂地触摸它，但它是整个体验的一部分。”

戈德斯坦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窥乔布斯提倡的文化对苹果公司员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心理影响和文化后果，这自然也是苹果能够成为苹果的原因。

而另一家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也有类似的情景。布拉德·斯通在《贝佐斯传》中说，贝佐斯对亚马逊近乎苛刻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他一直宣称的“第一日”文化，“代表着不断创新、快速决策，以及对更广泛的技术趋势的热切拥抱”。斯通说，“这种不寻常的企业文化被深深植入员工中间”，被他的很多部下接受并“发扬光大”。比如，“贝佐斯在其担任CE0那些年轻也更艰苦的岁月中所打造的亚马逊式领导模板，在库玛尔身上得到体现：勤奋刻苦，对客户的狂热智商超过情商，意志力胜过先天领导力。”又如，AWS的文化是亚马逊企业文化的缩影：坚韧，坚持不懈，聚焦不可能实现的高标准。一位AWS前高管这样描述这种心态：“我们真的很擅长一边接受金牌，一边抱怨它还不够耀眼。”

“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成功率以及存活性，个体和群体是如此，族群与企业，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