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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标志
一部名著《三国演义》，实质就是一部诸葛亮传。书中芸芸众生，敌国如曹操、司马懿父子；盟国如鲁肃、周瑜、陆逊；蜀国如刘备、关羽、庞统、姜维，无一不是诸葛亮的陪衬，为了突出诸葛亮的典型形象，而各显风流。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作者罗贯中陈叙百年，赅括万世，通过叙述历史，来倾注了自己拥刘反曹的感情色彩，以及追慕仁君贤相的儒家政治理想。
孔明秋风五丈原后，罗贯中所寄寓理想的典型人物如刘备、关羽、张飞等都一一死去。而姜维则就成了孔明光辉形象的唯一继承者。
姜维之后，三国归晋，而《三国演义》这篇鸿篇巨著也接近尾声。
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留给历史的是理想失落的悲壮之美，而作为一个降将，一个延续诸葛亮理想的独行者，姜维的命运却足以令人长歌一哭。
姜维是风云际会，慷慨跌宕三国历史中一个悲怆而又高耸入云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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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不受史家待见“降将”
姜维，字伯约，今甘肃天水甘谷县人。他27岁以前是魏国的天水郡中郎将。在他27岁那年，投降了诸葛亮。
关于姜维由魏降蜀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出于陈寿的《三国志》，说姜维无端受太守马遵的猜忌，走投无路。
另一种是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所做的注中，引用《魏略》中的说法，姜维回到冀县后，那里的人民推他为代表，向丞相投诚。
总之，姜维由魏降蜀，是自己跑过去的，而且不是自愿。而更为悲剧的是，姜维后来又由蜀降魏，反复无常。
陈寿出于个人好恶，对姜维这一历史人物贬责颇多，而历史上对姜维批驳得最凶的要算是东晋的史学家孙盛。他在《晋阳秋》一书中罗列姜维的一系列罪状：
“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拘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
孙盛从封建的传统道德规范和才能智谋两方面对姜维进行了否定。
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中颇有贬低姜维的一面，认为姜维的降魏行为是气节不高。
陈寿评价姜维是自不量力，九伐中原是以卵碰石，陈寿这样评价说：“姜维略有文武才能，立志建立功名，然而他轻视部众滥用武力，明察觉断并不周密，最终导致身亡。《老子》中有这样的话：“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何况对于小小的一隅之地，怎么能多次扰动呢？”
小说家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中姜维的素材，主要源于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
而罗贯中基于“拥刘反曹”的写作立场，姜维是他要肯定赞扬的对象。面对史家们这么多的贬责，罗贯中尽量发挥，把姜维主动投降诸葛亮，改成战地迫降。
小说虚构了诸葛亮一伐中原，兵围天水时，姜维识破诸葛的调虎离山之计，又打败常胜将军赵子龙，引起诸葛的惊叹和下决心收伏他。
让诸葛设下如《水浒传》中梁山收伏秦明的离间计，使姜维归冀不纳，奔天水，又被视作反贼而乱箭射回，进退失据，途中又为诸葛、关平包围，终于“下马而降”。
这样，在罗贯中的笔下，尽量扩大姜维降蜀时的婆不得已的客观因素，和姜维对诸葛亮的才能及知遇之恩心服的主观因素,从而使“违君拘利、加害旧邦”的指责失去接纳的基础,姜维的降蜀行为也得到人们的心理认可。
而对于姜维后来又降魏的行为，罗贯中虚构了姜维利用智谋离间钟会和邓艾，并私献给钟会蜀国山川，以助钟会反叛称霸的野心，又以“君疑臣必死”的话语来激钟会叛乱等情节，攻破了孙盛指责的“败不死难”及众人所议的“投厝无所”，并且突出了姜维忠蜀复蜀的苦心和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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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批判为“玩众黩旅”的 罪人
姜维九伐中原，败多胜少，而且没有明显的功绩。
有人认为，姜维对蜀汉事业虽然忠贞，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敬业精神虽然可歌可泣，但是他不顾当时蜀国的国情民怨，屡屡伐魏，使“两川生灵，大罹兵戈，劳民伤财，损兵折将”，正是姜维的过，才加速了蜀汉灭亡。
又说，姜维对当时天下的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不能摆正“振兴国力”和“恢复中原”的关系，一味强调“效丞相之志”。
因此陈寿批判姜维是“立志功名而玩众黩旅”。
之后的很多史家，以及很多历史研究者，在陈寿对姜维伐魏行为定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很多的批判，大意是说：姜维的伐魏，是自视“深得武侯传授”，以“恢复中原，复兴汉室”的幌子，其实是为了成就自己大英雄之名。
又说：姜维“抗天命，尽人事”，把数以万计的生灵，拖入“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的征战之中。姜维“暴虎疯河，死而不悔”，但也只是匹夫之勇，不能称之为英雄。
这么多口诛笔伐，穿越一千多年，犹在耳畔，如果被姜维听到的话，估计会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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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不得已，姜维的心事谁人知？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从魏齐王芳之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该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时间都在蒋琬、费祎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
所以把汉朝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
诸葛亮死后，蜀汉的军政大权在很长时间内都掌握在蒋琬、费祎手中，姜维每次要举兵北伐，费祎常予以掣肘，给他的兵不过万人。而且还要被费祎讥讽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
好不容易把费祎熬死了，姜维真正掌握了大权，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时，魏、蜀的力量由于此消彼长，早已物是人非，历史留给姜维的舞台已经是非常狭小。
诸葛亮之后，姜维不得不面对蜀主昏庸上下离心的这一现实，而当时的曹魏人才济济，国力又大大强于蜀国，他们要组织兵力征蜀并不是难事。
正是姜维的主动出击，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屡次破坏了强魏的伐蜀的军事计划，使曹魏几乎无法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集中兵力全力攻蜀，使蜀汉政权得以存在多年。
而且北伐也起到了练兵的作用，如果一味地进行所谓的休养生息。那么军队就会缺乏实战经验，而且蜀国人也会出现不思进取的情绪。一旦敌人来犯，蜀汉必亡。
再者，姜维屡次北伐，也是为了避免兵权落入奸佞之手，导致蜀汉灭亡的更快。历史证明，最终司马昭派钟会、邓艾大军出兵灭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蜀汉君臣失和，奸臣把持朝政，姜维被迫屯田沓中，无法再用兵于魏。
由此可见，被陈寿批判为“玩众黩旅”的姜维北伐，实则是最好的上兵伐谋之道。姜维之所以屡遭非议，皆因他本非蜀国人，托身蜀国，而连年征战，没有建立什么明显的功绩。要把姜维当做蜀国灭亡的罪人，确实是太过了。
这极易让人想起岳飞的《小重山》：“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姜维自第九十二回“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闪亮登场，到战死于第一百一十九回“假投降巧计成虚话，再受禅依样画葫芦”，姜维这个悲剧英雄人物整整占了27回。
而姜维一死，仅仅一回，这部伟大的著作便匆匆收笔。为何？因为自姜维之后，再也没有峻岭，没有高峰。
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标志着一部伟大作品的结束，这个人就是姜维；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这个人也是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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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写姜维，是自我的心灵救赎
罗贯中所处的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渴望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因此，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更多的是倾注了自己追慕仁君贤相的儒家政治理想。罗贯中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诸葛亮的形象，实际上是寓含了作者本人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最向往的对道德人格的价值追求。
姜维的出现正是西蜀元气大伤，三国归晋日子不远的时候，诸葛亮时代所有的蓬勃进取、君贤人和的气象已转化成苟且偷安、君庸臣懦、宦官为祸的局面，这与罗贯中生活后期的背景极为相似。
可以说，从诸葛亮典型转到姜维典型刻画的过程，其实就是罗贯中从理想世界走向现实社会的过程。
在罗贯中的这部伟大作品中，他要分别对姜维“不忠、不义、不节” 气节问题和事主精神进行合理阐释；还要对陈寿、孙盛等史家，对 “姜维疲民以逞、玩众黩旅”的论调进行否决；更要对姜维“不智不勇、身死宗灭”说法的予以回击。
在罗贯中的笔下，姜维是诸葛亮“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典型精神的延续者，以及罗贯中现实背景下理想道德人格规范的体现者。
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道德人格，上报圣主之恩，下继武侯之志忍辱负重，忠心报国。姜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儒家肯定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诸葛亮代表着君贤臣良、内外统一环境理想下的儒家知识分子自由的发展，那么姜维则属于郁郁不得志的在小人当道、社会动乱的现实环境中苦苦挣扎、寻求价值的殉道者。
他正是罗贯中自己在现实中的投影。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这部伟大小说的后半部分，没有放手去铺写曹魏灭蜀的历史流程，而是把情感泼洒到姜维的悲剧过程上，从而揭示姜维内优外患的现实背景以及逆天行事的崇高。
即使写到姜维身死，也虚构了当姜维策反成功后，想杀诸将尽坑魏兵时，却突然心疼的场面，其仰夭大叫：“吾计不成乃天命也”。这正是作者罗贯中无法逃避结局却又不甘心的长叹。
姜维的命运，有罗贯中同病相怜的感触，通过姜维这一孤独的英雄，更能透视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
罗贯中写姜维，实质就是一个独行者的心灵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