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能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就是饲养员。牲口圈和碾粮食的大场是相连的。北面的场边有一间简陋的房子，里面有炕，是饲养员和看场人住的。炕经常很热，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永远怕冷，生产队的炕是不愁没填的，永远是热的。每次冻得兮兮哈哈的时候，把手从袖筒里抽出来贴在炕上，如同得到了救星。

风和日丽的时日，往往和同伴一齐到场里去。如果人们在场里干活，那就热闹了，有吸引我们的事。比如，有人看见麻雀钻进草窑，拿着扫帚悄悄到门边，然后大喊一声，扫门摔打，往往能打落几只。埋在场房炕里烧，大人吃时，站在面前，两眼炯炯祈求，有时还能得到一些肝肺之类的。如果炕里没有火，可乞求一只拴上细线玩耍。自己可拣掉落的马尾马鬃，绾成活套埋在草里。当鸟扒草时，爪子套在活套里，也可烧吃或玩耍。

或是钻到草窑里偷拣高粱或苞谷的秸秆，咀嚼吮吸，甜甜的，即可解渴又可解馋。但这是危险的，如果被饲养员看见，跑不脱就要挨打。我们幼年时最怕的就是一个姓常的饲养员。他脸面铁黑，眼珠鼓突，声音肃杀，因为患有哮喘，呼噜呼噜，如同猫念经。如果谁家的孩子哭，大人说常得荣来了，吓得连忙钻进大人的怀里不敢哭了。

因为我父亲是饲养员，我还有充足的机会接触那些牲口。我看见他们抬牛。牛流行一种病，蹄部溃烂，到后来就站不起来了。钻进深深的圈窑，黑乎乎的，只看见牛圆圆的大大的眼睛，叫人害怕。他们四人使劲抬还是抬不起来，其中有一个人提议用剃头刀割它的耳朵，我听了又迷惑又好笑。那头牛过了两天还是死了。我清楚的记得，不少人用椽把它从圈门抬出来，大声呼喊着。好像是特别重，呼喊人搭手。这牛实在肥大，我还记得那圆圆的眼睛。人们把它抬到河边，剥皮分肉。生产队的大牤牛快死完了。锅里每天烤着大牛肉疙瘩，我和哥哥踩着灶火门爬上灶台，才能从锅里取得牛肉疙瘩吃——一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那时流行的可能是口蹄疫，是会传染给人的。

有一段时间，父亲每天来去带着一个小铁罐。饭熟了，先舀一罐面汤，带着去喂刚产的牛犊。我也跟着去了。父亲问我想不想看牛娃，我说想看，他说进去看吧。我走到离母牛有两三步，它两角前倾，我连忙回头就跑，它在追赶。快到圈门时，父亲大喊一声，牛停住了，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哈哈大笑。

自由自在，没有家务活束缚的幼年是短暂的。到五六岁时，父亲在大场上大声呼喊我的名字，叫我把背篓背到场上来，就得背着和自己一样高的背篓。背篓的底部总是敲打着我的脚后跟。

七八岁时每到冬天，家里有事，父亲就叫我到场里给牲口添草去。我一个不愿去，叫一两个同伴。添了草，就在驴圈里学骑驴，被驴蹦跳着丢下来，挨了不少疼痛。上天保佑，受的尽是皮肉之苦，未伤筋动骨。看着现在的孩子受到大人的精心呵护，惊叹那时上天对我们穷苦的孩子实在是太慈悲厚道了。

共有四个饲养员，分成两组，轮流看场。每到冬天，我们弟兄几个争抢着要跟父亲到场房里睡觉。因为场房里的炕不缺填的牲口粪，常常很热，自家的炕因缺填的不那么热，免不了要受冻。那时候我特别胆大，吃罢晚饭，父亲还未动身，我就偷偷的单独走了。冬天黑得很早，一个人沿着村庄下面的大路走去，悄悄的，害怕惊动了狗——那时最害怕的是狗。眼不敢看左右，害怕看见黑黝黝的窟窿里跳出一个怪物。也不敢想身后，如果想了，好像身后跟着鬼怪。只是低着头轻轻快走。寒风冷飕飕地钻着裤管。到了场房，把门闭了，爬上炕，扫了炕，摊开毡，静静的暖着。没有拿火柴，不点灯。一次，常得荣给牲口添夜草，顺便进来，划着火柴，看见迷蒙的炕角里我的身影，愣住了，火柴梗烧到了手指才掉下来。他又划了一根火柴，凑近我睁大眼睛看。等到认出了我，他大出一口气，说把他吓呆了，我的胆子大，他佩服了——确实，能够吓呆一个经常吓人的人实在不简单。

每到夏季，牲口出圈放牧，给每个饲养员派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帮着赶牲口，我是跟随父亲的。我那是非常喜欢养小动物。最喜欢的是山鸡野兔，得不到求其次，就是麻雀和黄鼠。经常提着帽斗那样大的一个小笼子。提在山上，打小虫子喂或拔草喂。父亲是希望我提它们的，因为有了这些小动物，会整天操心它们，不会在山上睡觉。否则，无牵无挂，随便躺在阴凉处就睡着了。父亲对此常担心，既得不到帮忙，又害怕小虫子钻到耳朵或鼻孔里，最担心的是迷糊中得了邪祟。如果笼子里是山鸡或野兔，很得意自豪，昂首阔步；如果是麻雀或黄鼠，免不了受大人们的嘲笑，自己也委琐不振。

父亲当饲养员，一直到分组生产队解散。他总是尽职尽责，但默默无闻，从未显眼过。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中没有他，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也没有他。当然荣耀显赫也与他无份。但他避免了队长干部们经常性的痛骂批斗，避免了开会加班等繁杂琐事，避免了人多场合的是非闲气，过着在那个时代难得可贵的清静自由的生活。现在我只为自己每天教的两节课操心费劲，对学校的校务杂事不闻不问，过着平淡清心的生活。我觉得我也是父亲的性格。如果不是包产到户，恢复高考，像父亲一样当饲养员可能是我唯一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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