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是M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MG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被认为是当代研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代表作包括《第三种黑猩猩》《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剧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等。

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颇多，包括MG国家科学奖、MG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RB国际环境和谐奖。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曾荣获了MG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枪炮、病菌与钢铁》着重讨论的是大众关心的一个宏大命题：人类社会之演化。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深入分析了地球五大洲不同的人类社会过去1·3万年的历史。本书中作者主要是以提出问题，分析、推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就像剥洋葱一样把人类社会演化的环境差异逐一娓娓道来。

01、亚力的问题

1972年7月的一天，戴蒙德在热带岛屿新几内亚的沙滩上漫步，当时他在那里主要研究鸟类的演化。无意间与当地大名鼎鼎的一位政治人物亚力邂逅，他们边走边谈，相互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亚力散发着领袖的气质与活力，眼里闪烁着迷人的神采。

一开始，他们谈的是每一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快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亚力的国家国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而当时那里仍是联合国的托管地，由澳大利亚治理，但独立的呼声已经很高。亚力说，他就是使当地人做好自治的准备。

他们俩彼此很清楚，新几内亚人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种种事情想必在亚力内心盘旋已久，他那闪烁的双眼流露出敏锐的心思，就问戴蒙德：“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这个简单的问题直指亚力生活经验的核心。

然而，亚力的问题看来简单，却难以回答。那时，他还没有答案。所以，与亚力一席话后的许多年里，作者一直在研究人类演化、历史与语言的其他面向。经过了25年之后，作者终于写下了这本书，正是为了回答亚力的问题：“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其主要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

02、人类历史演化的最重要差异

戴蒙德博士认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不同人种之间并没有体质和智力上的根本差别。因此，在生物学方面“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不同社会发展的差别和演化的动力就被归结为环境了：“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其中作者的主要结论有以下思考路径和推理过程。

第一类是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主要指环境中可以作为食物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食物愈多，能够供养的人口就愈多。

戴蒙德博士的独特观点是：稠密的人口有利于病菌的演化，进而使这类人群对病菌更有抵抗力。所以，欧洲与非洲相较之下，在自然资源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进而导致了人口数量增加和人群生理性质的改变。

第二类是气候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差异，主要是指影响农业传播的自然条件。由于欧亚大陆在气候和生态环境方面不存在太过明显的差异，因此食物生产的传播速度比较迅速，但非洲和美洲这两块大陆的生态障碍不利益农作物的传播。进而使欧亚社会形态能够产生迅速的演变，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至农业社会。

第三类是影响技术洲际传播的地理差异。欧亚大陆的主要轴线是东西向，没有显著的地理与生态障碍，与外界的沟通较为容易，这使许多发明可以从欧亚大陆的点与点之间即可迅速传播；但是，非洲和美洲的主要轴线是南北向，其地理与生态障碍使得其与外界的沟通比较困难，导致技术发明很难在非洲和美洲流通发展。

第四类是各大洲在面积或人口总数上的差异。面积越大、人口总数越多的洲，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发明家，进而导致更大的竞争和新发明的压力。因此，欧洲大陆的枪炮和钢铁显然就是有这样的技术创新压力而来的。

03、人类社会演化的因果关系

戴蒙德博士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他对“环境决定论”有着明确的认识：“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的发展，这当然不是新观念。

在作者看来，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演化的因果关系。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类：近因和终极因。

技术、病菌、组织、文字这四个直接因素虽然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优势，帮助西班牙征服者获得了一场史诗级的胜利，但是在戴蒙德看来，这四个因素并非是终极因。

继续向上追溯可以发现，“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由于那些终极因在各大洲上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故而各大洲上的征服近因也有不同的发展”。

综上所述。戴蒙德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换言之，各大陆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个民族间巨大的发展差异。

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食物生产的地理差异，包括食物生产起源的地理差异，以及食物生产传播速度和质量的差异；食物生产这一终极因进一步导致了技术、病菌、文字、政治的差异，从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决定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发展路径。

作者在开场白中对自己的作品有了最大限度的概括和总结。他写道：“本书的充其量是指出了几组环境因素，更突显出我们没有把握的部分，若要厘清还有待未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