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日,女儿康芷诺凑到我电脑前,看我写小说。我正写到第三章《海上的红旗》开篇,她指着屏幕上的一段话问我:
“爸爸,你这写得不对。祖母不就是奶奶吗?为什么前面叫奶奶,后面又叫祖母?”
那一段是这样写的——
【他眯着眼,看着那一望无际的、灰蓝色的水面,问奶奶:“阿嬷,海的对面是什么?”
温顺治沉默了很久,说:“是敌人。”
那一年是1926年。他的祖母刚刚把自家的老宅变成地下党的联络站。他还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但他记住了那片海,记住了奶奶说“敌人”时的语气。】
我笑着回答她:“奶奶”——这是康金道的视角,是一个孩子对祖母的称呼。它带着体温,带着童年记忆,带着灶火旁被牵着手走到海边的那种亲切感。当叙事镜头贴着康金道时,用“奶奶”是最自然的。
“祖母”——这是叙述者的视角,是笔者站在一定距离外对人物的称呼。它更庄重,更适合在交代历史背景、家族关系时使用。
两种称谓交替使用,恰好形成了叙事距离的自然伸缩——当镜头贴近康金道时,是“奶奶”;当镜头拉远到历史叙述时,是“祖母”。这种伸缩,让小说既有亲历者的温度,又有史笔的庄重。
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原来这就是咬文嚼字。”
我心底对自己说:这部小说里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字。它们是高祖母安福嫂灶膛里的柴,是二伯公康金道身中的子弹,是曾祖父康梅枕头底下的诗稿,是爷爷康金祥近八十年的守护,是父亲康丹霖二十八岁时一笔一笔记下的烈士传。它们不是符号,它们是命。
所以我对每个语句的斟酌与推敲,不是矫情,不是苛求,是敬畏。
贾岛和韩愈推敲的,是一个僧人的夜晚。我推敲的,是五代人的一百年。
女儿突然抬头问我:“爸爸,等你写完了这部小说,一定要第一个给我看!你去年带我去看的《南京照相馆》让我感动了很久,我现在很想更完整地了解我们康家的革命史,我还要发给同学们看!”
我听完,揉了揉她的脑袋。
“一言为定。”
我看到了她眼神中的光。
……
二十岁那年我到北京上学,毕业后因工作原因北漂至今,算起来已离开莆田二十年有余。我的网易云音乐里,单曲循环最多的是S.E.N.S.的那首钢琴曲《Coming Home》。
他乡容纳不了灵魂,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从此有了远方,更有了乡愁。
我原以为,我不能像姐姐康智敏一样,身体力行地在福建各地讲述红色经典故事,传播薪火。
但今天,女儿眼神中的那道光,仿佛是被我的文字点燃的。
原来,只要心中有信仰,你我皆是添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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