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启发式
斯洛维奇提出了情感启发式的概念，即人们在做判断和决策时诉诸自己的情感：我喜欢它吗？我讨厌它吗？我对它的感觉有多强烈？斯洛维奇说，在生活的许多领域，人们的观点和选择直接表达了内心感情，以及靠近或回避的基本倾向，并且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
情感启发式是一种替换，它将简单问题（我对它有什么感觉？）的答案当作较难问题（我对它有什么看法？）的答案。斯洛维奇及其同事将他们的观点与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达马西奥认为，人们对结果的情感评估、身体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靠近或回避倾向，都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达马西奥及其同事观察到，那些在做决定前没有表露出适当情感的人（有时是因为大脑损伤）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无法接受对不良后果“健康恐惧”的指引，是一种灾难性缺陷。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某个语境中提到的，“情感的尾巴摇动着理性的狗”。情感启发式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井然有序的世界，从而简化了我们的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好技术几乎没有代价，坏技术则毫无益处，所有的决策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出。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面对痛苦的利弊权衡。
风险的两种观点
斯洛维奇：他对专家的理论基础（风险是客观的）发起了挑战。认为“风险”不能脱离人类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它不是等着我们去测量的“外物”。人类创造“风险”的概念，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尽管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真正的风险”或“客观风险”并不存在。
卡斯·桑斯坦：他强烈反对斯洛维奇在专家与公众问题上的看法，认为专家是抵御“民粹主义”泛滥的屏障。他的观点是，美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在设定优先事项方面表现得很差劲，只是在应对公众的压力，没有做出谨慎客观的分析。他认为，为降低风险而采取的监管和政府干预措施，应以成本和收益的理性权衡为指导，分析单位应该是拯救的人数（或者是延长的寿命—将更大的权重赋予拯救年轻人）和经济成本。监管不力会浪费生命和钱财，这两项都可以客观测量。斯洛维奇认为风险及风险测量是主观的，桑斯坦无法苟同。风险评估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商榷，但桑斯坦相信，运用科学和专业知识，慎重思考可以使风险评估保持客观。桑斯坦认为，公共政策中优先事项的设置之所以不稳定、不恰当，对风险的偏见反应是重要原因。立法者和监管机构可能对公众的非理性担忧反应过度，因为他们具备政治敏感性，也因为他们与公众一样，容易产生认知偏差。
可得性层叠
可得性层叠是自我维持的连锁事件。刚开始，媒体报道了一起小事件，导致公众恐慌和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媒体对风险的报道抓住了公众的部分注意力，自此，事件开始发酵并引发担忧。这种情绪反应本身就是故事，促使媒体跟进报道，引发更多关注和参与。有时，“可得性企业家”、个人或组织兴风作浪，令人担忧的消息因而绵延不绝，加快了恶性循环的周期。媒体争相报道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危险也随之愈演愈烈。科学家及其他有识之士试图抑制日益增长的恐惧和厌恶情绪，指出危险被夸大了，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大多数反馈都充满敌意，说他们有“令人发指地掩盖”之嫌。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问题成了重要的政治议题，而政治体系会根据公众绪的强烈程度做出反应。此时，可得性层叠已重置了问题的优先级。在这种背景下，其他风险和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其他资源分配方式仿佛都消失不见了。
当今世界，将可得性层叠发挥到极致的是恐怖分子。除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与其他死因相比，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非常少。在我写作本书时，即使在以色列等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恐怖袭击每周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比交通意外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少。区别在于这两种风险的可得性，以及它们出现在脑海中的容易程度和频率。恐怖画面在媒体上不断重复，搞得人心惶惶。根据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理性说服自己，达到完全平静的状态。恐怖主义会直接针对系统1。
概率忽视
大脑处理小风险事件的基本局限：要么完全忽视，要么过于重视，没有中间地带。十几岁的女儿参加派对迟迟未归，熬夜等待的家长非常熟悉这种感觉。你可能知道，（几乎）无须担心，但大脑仍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不幸的画面。正如斯洛维奇所说，焦虑程度对伤害发生的概率不够敏感，你想象的是分子（新闻报道的悲惨故事）而不是分母。桑斯坦创造了“概率忽视”这一短语来描述这种模式。概率忽视与可得性层叠的社会机制相结合，必然导致对小威胁的夸大，有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谈谈可得性层叠
“她对一项创意赞不绝口，说它益处大，零成本。我认为这就是情感启发式。”
“媒体和公众大肆宣扬一件虚张之事。结果，电视频道都在播报此事，它成了所有人的话题。这是可得性层叠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