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吕东平

文化大革命搞得一派大好，农民收入却是一塌糊涂。“九厘七” 曾一度成为我们大队的代名词，被周边村庄传扬。其实那只是我们大队的第三生产队，并不是全大队都是“九厘七”，但外围村庄的人给故意放大了。那年 秋天决算的时候，一算账，整劳动力起早贪黑干一天活，记十分工分， 收入值九厘七，还不到一分钱。全年收入几元钱，秋天分粮后都欠账。

这样下去，实在是看不到希望。于是我就离家到了平邑，投奔我 四姑，想让他们给安排个活。那年，四姑是县医院的会计，四姑父是县委第一书记。

一九七二年的五一到了平邑，四姑找了建筑工地的人，让我在那当小工，除泥、搬砖、抬石 头一类的活，每月工资二十七元。我很高兴，总算有活干了，还能挣 那么多的钱。我拼命地干，就怕干不好被人家解雇了。

那年头，一边天天要诉给人打工扛活、被人剝削的苦，一边又都想找个打工干活，宁可被“剥削”的单位。

工地管事领着干活的头头姓石，我称石师傅。他也许看我四姑或四姑父的面子，对我很照顾，从没批评过我。我干活有些笨，但我是竭尽全力，他们也能看出来。我一天天沉默寡言，只是埋头干活。休息的时候，别人喜天话生地聊，我也只是默默地听着。

四姑家住在县委大院，对我要求很严，不经四姑父同意，不准我带杂 乱人员回家，我自然理解应该那样。那段时间只有一个叫范嘉启的， 比我大一岁，被允许可以进院和我玩。他是县城某单位的木匠，是工 人。现在还想念他，但是早已联系不上了。

四姑和四姑父都是早八点上班，我的两个表弟和一个表妹，也是 早八点上学。我呢，天亮就得到工地，每天早上，我主动先起来熬粥。 早晨，四姑一家人只喝粥，但是我可不行啊，干体力活是顶不住的。我做好饭以后，自己先喝碗粥，然后盖好锅盖，等他们五口人八点前 起床后好吃。

离县委大院不远的地方有个回民烧饼店，我再到那买两个烧饼吃。 日子长了，我自己攒的那点钱用完了，就没钱买烧饼了。后来，有时候我自己先捞两碗干一点的粥喝。中 午晚上全家一起吃饭，四姑四姑夫都会做，伙食不错。

四姑父解放前就是武工队员，真正的老革命，他的传奇可不少。 我从那学到不少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他 自述:家住岚山头，八岁卖油条，十三岁就参加敌后武工队。十五岁只身一人，从海上把一艘敌人的军用轮船，从连云港海域劫持到日照海域共产党这边来。

解放后，他先后任临沂地区公安处长，费县师 专党委书记，平邑县委书记，临沂矿务局党委书记等职。

当二零零三年我到临沂看望他们时，表弟表妹都已学有所成，成家立业，另立门户了。四姑父已去世，剩四姑一人， 好清贫啊!两间平房一个小院，连个厕所都没有，房子里空空的，什 么家具也没有。四姑安排我在仓房里的小床上睡了一宿，还挺冷的。 像他们这样可真是清正廉洁啊!

四姑说，因为四姑父资格老，贡献大， 奖励他×万元钱，他一分不要，坚持都分给贫困的工人。分给他家 的楼房也不要，还是让给了其他住房更困难的工人。他所有孩子的工作也都是各自凭自己的努力完成的。四姑父去世后，也就一直这样了!这是我 一生看到的、听到的最清正廉洁，最清贫的县委书记的一家。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当着小工，我精神上很高兴，下班后还能和那个小范玩，我俩很和得来，什么都说。他有一句话我至今没忘，他跟我说过，上班的人就怕有病。表面看，有了病大家会同情你，但时间长了，都会烦，单位就不再愿意要你了，就想办法把你调出去。细想也是，出门在外，不管在哪，都是这样。

是啊，谁愿意有病啊! 就在六月的下旬，我还真是得了病，是发疟疾。一连几天发了好几场，折磨得够呛!但我还得坚持着去工地干活，生怕人家不要我。后来鼻子又经常出血，我自 己受了罪不说，更担心别人烦。有幸过了几天也就好了!

之后的有一天，我在工地干活。工头师傅告诉我，明天就不要来干 活了，说我们庄里捎来信让我回去。原因是如果生产队的人都出来挣钱了，庄里劳动力 不够用。我无语，心中思绪杂乱，难过地点了点头。

晚上回家后，四姑把我放在她那的这两个月的工资给了我。我留下了十元，作为生活费，表示谢意。

第二天一早，他们都还没起床，我匆匆打了个 招呼，我就急匆匆地往汽车客运站走去。二表弟小平紧忙随后赶来为 我送行，一直看着我乘的车开动了才离开。

这天是一九七二年的七月二日，正好两个月的小工生涯暂时告一段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