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三国时期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个文学高度繁荣兴盛的时代。其时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三国演义》中第79回“兄逼弟曹植赋诗”中有曹植被逼“七步成诗”的描写，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赞曰“蓬莱文章建安骨”。此一回书评就来看看这“建安文学”的有关情况。
一、“建安文学”概况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靠收降青州兵起家，挟持汉献帝到许昌，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北方社会开始了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一度衰微的文学出现了新的生机。在当时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孔融、蔡文姬、邯郸淳等。他们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一般所说的建安文学，是从184年黄巾军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前后大约五十年时间。实际上是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而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蔡琰，等等，以“三曹”为核心。建安文学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词情并茂，真实艺术地再现了东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建安文学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三曹”与“建安七子”
“老骥伏枥”曹孟德。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但散文也很有特点。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为千古所传唱。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和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发展了其中的挽歌题材，写成《薤（音xie，谢）露行》《蒿里行》等，赋予了全新内容。他开创的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创作的大量乐府诗，都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的著述，有《魏武帝集》30卷录、《兵书》13卷等十余种，但多已亡佚，今存者只有《孙子注》。明代张溥整理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1959年，中华书局根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皇帝诗人曹子桓。曹丕（公元187年—226年），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现存诗约四十首。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
曹丕的诗歌形式多样，而以五、七言最为擅长，语言通俗，具有民歌精神；手法则委婉细致，回环往复，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个中能手。代表他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曹丕在散文方面涉及面广、内容上有所拓展，作者将心绪与情愁，叙写于字里行间。同时能突破体制束缚，泄情怀于笔端，散文中融入了作家细腻而敏感的心灵感悟，处处流露出语切情真、徘徊动情之语，常常能触动人心，所以被《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誉为“美辞”之文。
某某某对曹丕给予了高度评价：“曹丕也是他的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
“七步成诗”曹子建。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和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他的“七步成诗”广为流传：“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的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丽见长，留有文集30卷，已佚失，现存的《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也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清代文学家王士祯曾论汉魏以来两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
曹植的创作以220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的诗歌，既继承了汉乐府写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词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箭在弦上”陈孔璋。陈琳（约156年－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217年，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身亡。陈琳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十卷，已佚失。明代张溥编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200年，官渡之战爆发，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痛骂了曹操。曹操当时正患头风病在床，卧读完陈琳的檄文后，竟然惊出一身冷汗，猛然而起，头风顿愈。后来曹操击败袁绍，俘虏了陈琳。曹操生气地指责陈琳说：“你前番为袁绍作檄文，只要指责我的罪状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羞辱我的祖父？“陈琳回答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很爱惜陈琳的才华，也就不再追究。对于陈琳的作品，有时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陈琳擅长撰写章表书檄，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在当时与阮瑀齐名。陈琳写出了不少公文名篇，代表作有《为袁绍檄豫州文》。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颇具现实意义。辞赋代表作有《武军赋》，颂扬袁绍克灭公孙瓒的功业，写得颇为壮伟，也是当时名篇。
“驴鸣送葬”王仲宣。王粲（177年—217年），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最早依附刘表，208年刘表之子刘琮举州投降曹操，王粲也随之归降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216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在北还途中病逝。王粲病逝，当时为世子的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喜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一片驴鸣之声响起，这就是著名的“驴鸣送葬”。
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与曹植并称“曹王”，著有《英雄记》。《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十一卷。明人张溥编辑有《王侍中集》。
王粲的赋大多为骚体。最为人传诵的是作于客居荆州时期的《登楼赋》。它摒弃了汉赋铺张浮华的传统写法，以简洁明快的语句，忧悯世道，怀念故乡，热烈渴望太平盛世的到来；对自己的坎坷遭遇，也发出了强烈的感慨。王粲的散文则以他为刘表撰写的《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比较有名。
“彬彬君子”徐伟长。徐干（170年—217年），北海郡剧县（今山东省潍坊寿光市）人，东汉末年杰出文学家。徐干一生专志于治学，应召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转五官将文学，历经五、六年后，因为生病辞官回家。曹丕称赞徐干“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
徐干一生，以“清玄体道”著称。在创作方面，则以诗、赋、散文见长。诗歌今存3篇，都是五言诗。徐干在辞赋方面的名声颇高，他的《玄猿赋》《漏卮赋》《橘赋》（以上都佚失）、《圆扇赋》等，曾被曹丕评为“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徐干本人擅长辞赋，能作诗，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徐干的存世之作，今只有散文集《中论》。
“音乐诗人”阮元瑜。阮瑀（约165年—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他的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阮瑀的音乐修养很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都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精于音律。
传说曹操听说阮瑀有才，就征召他做官，阮瑀不答应。后曹操又多次派人召见，匆忙中阮瑀逃进深山。曹操不甘心，命人放火烧山，这才逼出阮瑀，勉强应召。
曹操军中檄文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阮瑀的诗存12首，有《阮元瑀集》辑本1卷。诗歌《驾出北郭门行》是其生活在邺城时期，学习乐府民歌自制新辞有感而为。《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其名作。
“和而不壮”应德琏。应玚（音yáng，扬）（177年—217年），字德琏，后汉汝南南顿（今河南省项城市）人，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217年病死于瘟疫。
应玚擅长作赋，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灵河赋》《征赋》《撰征赋》等文赋数十篇。这些作品笔法细腻，深刻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他企盼国家统一的愿望。明人辑有《应德琏集》。曹丕称应玚文章为“和而不壮”，是说他作文偏于柔软，缺乏刚直慷慨之气。
“壮而不密”刘公干。刘桢（186年―217），字公干，东汉末年东平宁阳（今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人，东汉名士，博学有才，警悟辩捷，以文学见长。
建安年间，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魏丕兄弟几人很是友善，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曹丕的妻子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当了小吏。《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4卷，《毛诗义问》10卷，都已经佚失。明代张溥辑有《刘公干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在当时负有盛名，后人以其与曹植并举，称为“曹刘”。如今存诗15首，风格遒劲，语言质朴，重名于世，《赠从弟》3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刘桢的作品气势激宕，意境峭拔，不假雕琢而格调颇高。他与王粲合称“刘王”，曹丕称之为“壮而不密”。他最著名的赋作有《鲁都赋》《黎山阳赋》《遂志赋》《瓜赋》《大暑赋》《清虑赋》等。其赋文风格独特，笔调清新，技巧娴熟，语言朴实准确，纵古合今，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篇幅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以后的文学发展开创了先河。
“作为建安七子”的老大孔融，书评已有《四岁让梨孔文举》，这里不再占用篇幅。
三、后世评价
唐代诗人张鼎有诗赞颂曹操的文治武功：“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荡海吞江制中国，回天运斗应南面。隐隐都城紫陌开，迢迢分野黄星见。流年不驻漳河水，明月俄终邺国宴。文章犹入管弦新，帷座空销狐兔尘。可惜望陵歌舞处，松风四面暮愁人。”
某某某特别推崇曹操的文学成就：“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某某专门有诗赞曹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则说：“曹操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丕评价也很高：“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南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则对曹丕与曹植进行了对比分析：“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援，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选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建安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非凡的时代造就非凡的人物，写就非凡的文章。让我们这些天天沉迷于网络、满足于零散快餐文化的同仁们，也一同去感受一下“建安风骨”的独特魅力，领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黄其军
作于2018年2月27日 （古历正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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