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质极其匮乏，很多家庭饭都吃不饱。但我们家很幸运，一家人不仅都能吃饱饭，我们兄弟姐妹还能上学读书。这些很得益于父亲的早起。

小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起来的，反正每天我们醒来的时候，他都不在家了。父亲晚上收工也很迟。可再迟，他也要在田里把脚洗得干干净净。他认为，田是泥土的家，不能让泥土“背井离乡”。

但每个晨归他不得不带些“礼物”回家。春天，带着一身冰凉的雨水回来；夏天，带着一身温热的汗水回来；秋天，带着一身晶莹的露水回来；冬天，带着一身寒冷的霜花回来。

父亲吃完晚饭，洗漱一下就睡觉了。他一粘床，呼噜就打起来了。早上等到母亲把早饭煮好时，他才回到家，匆匆吃完早饭就赶着去生产队干活，我们也去上学了。因此，我们听他的呼噜声远比讲话声多。

我们稍大些，对时间有了观念，才知道父亲每天4点多就起来了。夏秋天的山村，这时候天才微熹。冬春天，因为山里的雾很大，整个世界白蒙蒙的一片，还和夜里一样的黑暗。即便天地一团漆黑，父亲也从来没带手电之类的照明工具，那些野径小道、田地沟垄他都熟悉的可以闭着眼睛走了。

那时候上头的政策虽然不允许搞私有，但我们南方乡村许多人都心照不宣地开荒种瓜种豆，贴补粮食的不足。

父亲从未因为干私活耽误了生产队里的活，他干了一早的活，到生产队的田里还是第一个，也没有在生产队里“磨洋工”，把力气留着给干私活用。因为父亲是小生产队长，全队的人都盯着他，做不好他就无法服众派工管人。父亲在生产队始终是一言九鼎，威信的树立就是他公正无私和摆在大家面前的劳动量。

人勤地不懒。每年地里都能收获地瓜、葫瓜、南瓜、黄豆、豇豆等，次的拿去喂鸡喂鸭，好的当粮食吃，这些杂粮虽粗，但总比饿肚子强。

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父亲依然保持早起习惯。当他早出干了一通活回到家的时候，很多人也才吃完早饭准备出工。

父亲除了侍弄分产到户的田和自留地之外，还将别人看不上的犄角旮旯的荒地也开拓出来，这些被人遗落的荒地，经过父亲的修整，一块块变得规规整整。有水的种上稻子，没水的种上瓜豆。每到冬天，我们家的粮仓总堆得满满的。

人家说，父亲真有眼光，捡到好多便宜。

还有人家说，你们家粮食都吃不完了，还那么早起拼命干活干吗？

父亲笑而不答。等到价格适合的时候，他把余粮卖了。粮仓空下去，我们兄弟姐妹的书包鼓起来。父亲对我们说，他就是干到累趴下了，也要供我们读书，他没读书不识字睁眼瞎的命运绝不能在我们身上重演。

我们读书读得越远，父亲越不轻松，为了维持我们的学业，父亲每天起得更早了，开的荒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远了。可父亲的脊背仍然像屋后的松树那样挺拔，即使到了暮年，依然保持如此。

我们工作后，家里经济大为好转，劝父亲不必那么早起干活，多休息休息。父亲说，床上赖不住，躺久了浑身酸痛无力，还是早起好。

人的体能终究抗不过岁月的消蚀，逐步退化。年过六旬后，体能渐退的父亲逐步将远的、贫瘠的田地退耕还林了，作物的种类也作了调整，减少地瓜等品种的种植，增加蔬菜瓜果等栽培。蔬菜瓜果是为了供应我们几个小家吃的，每个周末，我们回老家，吃饱喝足了，再拉一车蔬菜瓜果回城里慢慢吃，因此，平常我们基本上不要到超市里去买菜。能满足我们的餐桌需求，父亲很高兴。

父亲即使少种了水稻，但我们一大家子仍吃不完，他每年都有余粮卖。村里一有修庙铺路搭桥的，他就将钱掏出来助力。

因此，父亲到头来没有什么积蓄，直至晚年的时候，才攒了一万多块钱，他攒的这笔钱叫“棺材本”，意思是用作他后事的费用，不给我们子女添负担。父亲给我们说，做人千万不要贪心，人的健康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人一辈子花不了几个钱，再多钱也是无用的。

其实父亲是在提醒告诫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他知道我们几个吃公家饭的，手上有点权力，怕我们经不住诱惑，萌生非分之念，把权力用歪，铸成人生大错。

因为生活习惯不同，父亲怕打扰我们的生活，所以他不肯进城和我们同住。有一年，老家屋后发生地质灾害，父亲作为撤离对象，无奈进城和我们一起住了几天，每天街上路灯还在工作，他就起床到客厅里松筋活骨和擦拭家具。

看到我们周末睡到日晒三杆，父亲很不满意，忍不住劝我们早点起来。我们回他，周末早起没事干啊！他说，古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人总有事干的，看你愿不愿意去干就是了。险情一解，他就迅速“逃离”了城市，又每天早早地把足迹撒向田野，将汗水滴入大地。

这些年，我也像父亲那样每天早起。我早起无田地可耕种，就读点书吧。不知天堂里的父亲认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