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女人是一种可怕的生物。每次与她们共进午餐，都会更加确信这一观点。她们拥有过分发达的语言功能，表达方式又过于铿锵，那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令我不适。除了保持沉默，我别无选择。但即便是当一名合格的听众也不能令她们满意，她们对我的评价是“蔫坏”。当然，我无所谓，如果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只能被活活气死。

土拨鼠镇人民医院是镇上唯一的三级医院，我们这儿不管什么名称都爱带上“人民”两个字——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件好事。我是该院妇科唯一的男医生，确切地说，应该是检验员，负责检验女性分泌物样本。今年是我在这里工作的第20个年头。其实刚毕业那阵子，我的职位是妇科医生，但总有人追着问我天天看“那儿”是什么感觉，神情语调颇为猥琐。我一律回答：“烦死我了。”他们听了笑逐颜开，似乎很满意。

我真的受够了，申请调入检验室。从此，我拥有了一间8平方米的独立小屋，终日与一台白带分析仪为伴。每天8小时，患者源源不断地端着检测样本向我的小屋走来，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涂片上的生理盐水不要流出去。我冷漠地询问对方的姓名与年龄，没有任何目光交流，告诉她们20分钟后出结果。她们唯唯诺诺地退下，回到走廊里等待，气氛紧张、焦虑并带有一丝羞惭，仿佛做错了事。过一会儿，我将像个法官一样拿着报告单对她们进行宣判。

说我是被女人包围的男人并不为过吧。

地下一层食堂的饭菜越来越差劲了，所有的菜都灰扑扑、软趴趴的，非常不友好。食堂承包者（院长的远房亲戚）为了做出价低量大的餐食可谓绞尽脑汁。举例来说，如果你先看到了芹菜炒肉丝，那么后面必然跟着一道凉拌芹菜叶。他常常戳在入口处假装检查工作，实际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个人的手，你若多拿一点，他就挂脸给你看，酷似一只沙皮狗。

我每样铲了一些，反正味道都差不多，端着餐盘来到靠近墙角的那张固定的桌子旁。科室的那帮老娘们儿已悉数到齐，没有什么比吃饭更能激发她们行动力的事情了，即使是这么难吃的饭。按照我的本意肯定不想跟她们坐在一起，但我不能不顾忌别人的感受。我必须做一个妇科检验员应该做的事情，我得扮演好自己。她们能忽略我的存在就是对我最大的恩惠。

“哎，你们听说了吗？上午急诊送来一个患者，脸上被刀划了两个大叉！”张医生有说话喷饭的恶习，大家都尽量避免坐在她对面，“就跟老师批改作业似的。”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很幽默，她自顾自笑了起来。

“脸颊都穿了，肉翻着，”肖主任面前的饭菜堆得像座小山，她的胃口一向很好，“应该是仇家报复。”

“太残忍了，好可怕呀！”实习生小吕眉头紧蹙、手抚胸口，一副难以承受的样子。我观察过，她一般只接领导的话。

“据说是路人报的警，一大早看见有人躺在路边，刚开始还以为他喝多了，后来发现不对劲——满脸是血。”张医生揸开五指在脸上比划着，她老公是急诊科的，消息可靠。

“这人打死都不说怎么弄的，好像有难言之隐。”窦医生抬起新近烫的头，浑浊的眼睛总是含着泪。土拨鼠镇的女性一过45岁，就会不约而同地把头发剪短并烫成满头卷卷，也不管适不适合自己。显然窦医生的一张马脸配小卷并不怎么赏心悦目，远看像是一扎冒着黑色气泡的啤酒。

“操！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说这话的是秦淑娴，她是少有的我不讨厌的几个人之一。每次大家议论什么事，我潜意识里都在等待她的观点，金句偶得，粗口必带。

“对了，那个倒霉蛋只有一个耳朵。”张医生补充道。

“还把耳朵给割了？”分诊台的老赵问。

“那倒不是，应该是天生残疾。”张医生含着满口饭说道，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几粒残渣飞射到斜对面小吕的餐盘里和手臂上。小吕马上放下了筷子，非常隐蔽地揩了揩胳膊。

“在脸上划叉，而且两边都有，会不会是某种记号？跟佐罗一个意思。”秦淑娴支着脑袋，斜着眼睛思索片刻，在桌子底下踹了我一脚，“你觉着呢？老孔。”

“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划的。”

大家对我索然无味的回答早就习以为常，又闲扯了几句，最终开始聊各自的孩子。无论聊什么，她们都能将话题拐到孩子身上。肖主任那个关于她小孙子“追老鼠”的趣事已经讲过至少三回了，大家跟第一次听见似的，纷纷笑得前仰后合。我突然感到很疲倦，就没笑，我知道肖主任已经开始恨我了。心里马上又后悔，真不该把自己显出来。就算维护尊严，也不该在这么鸡毛蒜皮的事上。

既然开始聊孩子，就不能不提起教育。她们大谈特谈给孩子报了这个那个兴趣班花了一大笔钱，孩子多么累家长多么不容易，表面上在抱怨，实际上在相互攀比。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地说了一句“假如我有孩子，绝不给他报任何课外班”，立刻被群起而攻之。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不这么说了。”

我当然还是闭嘴为妙，但心里默默追问：“有没有孩子跟发表观点有什么必然联系？假设我有了孩子但仍坚持这么做，她们又会作何解释呢？会为反思吗？有孩子的人观点必须一致吗？她们能代替我吗？不给孩子报课外兴趣班的家长难道不存在吗？”

关于这个世界，我想不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她们倒好像是生而知之者，没有任何困惑，更不可能出现精神危机。我常常觉得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一群衣冠楚楚的人中间。

午餐后回到检验室，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患者，我的出现让她们骚动起来。在这些焦灼的目光中，掏钥匙、开门、推门演变成一系列慢动作。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离上班还有5分钟，便毫不客气地将她们拒之门外。

怯懦的敲门声紧跟着响了起来。

“你们也得容我穿上衣服啊！”我冲着斑驳的木门嚷道，一片油漆应声剥落。我指的是白大褂。

我重复着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观察显微镜里的微生物，听着机器运作的嗡嗡声。你可以认为这声音无情，但却令我倍感温存。说实话，像我这样性格枯燥严肃的人并不太适合从事创造性工作，因此现在的一切都相当理想。

3点24分，放在抽屉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按照规定上班时间不能接私人电话，但规矩就是用来破坏的，我经常看见肖主任当着患者的面玩手机，也没人把她怎么样。

我猜测是快递，到货了，心脏不由得一阵狂跳。她的形象瞬间占据了我的脑海，只要是跟她有关的东西，都可以让我化成一滩水。

果不其然。快递员问我要不要放在前台，我说别，我马上下去取。

拿到之后，迫不及待地拐到一层卫生间拆开来。手指触碰到冰冷的金属外壳，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如同置身于一片温暖而湿润的沼泽地，只想就这么沉下去。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胡乱塞回盒子里匆匆离开。

从3层楼梯口到检验室需要53步，我低着头走得飞快，尽量避免踩到地砖接缝。路过2诊室的时候，我停住了，里面传出的对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请问可以把帘子拉上吗？”

“哎哟！”防空警报般的声音来源是张医生，“真够讲究的，没人看你！都是女的，谁不知道谁啊！”

“大夫，我有可能是什么病啊？”

“不知道，我又不是算命的。”烟酒嗓是窦医生的标志——尽管她既不抽烟又不喝酒，中气十足，同时又懒洋洋的，简直像老鸨子。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得准备好随时受辱。

我继续朝前走去。

如果你乘坐一次高峰时段的公交车，一定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怀疑。丛林法则从来不需要捍卫，只需按照动物本能行事即可。关于排队这件事，我的人生经验是最好板着脸，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暴力倾向，此举可有效避免插队。其实我多虑了，土拨鼠镇人民经常跳过排队这个环节。

另外，事实证明，土拨鼠镇人民还未对“先下后上”这件事达成共识。总之，我艰难地把自己塞进了23路公交车里。尽管像泰坦尼克号撞冰山一样猛打轮，还是不小心冒犯了正前方的一位女士，引发了她的极度愤慨。在经历了若干次肘部击打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然而形势并不容乐观，有些人即使不讲话，都会释放出极为不清新的口气。我的建议是使用牙线，但我觉得没人会听。

另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就是，很多人的道德感真是低得要命，否则怎么好意思在封闭空间内肆意放屁呢？为什么就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呢？明明是可以控制的啊！这个问题长久地困扰着我，我甚至很认真地思考过设计一款红外定位臭鼬系统，若广泛运用于公共场合，可立竿见影地提升民众公德水平。

38分钟后，我狼狈不堪地把自己从沙丁鱼罐头中拔出来，日益稀疏的头发塌在脑门上。脑海中闪过了“中年油腻”这个词，觉得甚为贴切。其实网络用语并非一无是处，有些词简直是神来之笔，比如：脑残，还有跪舔。

从公交车站走到七公主韩式家庭餐馆需要1390-1400步不等，大约300米处还得朝右拐个弯。土拨鼠镇是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北方内陆小镇，正值初秋，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光也就指望这俩礼拜了，应当好好珍惜。夕阳余晖像一针镇静剂，让这个疯狂的世界归于平静。暖暖的金色敷在周边蒙尘的建筑上，竟显得神圣崇高起来。手握住卫衣口袋里凉丝丝的金属部件，一种迫不及待之感沿着手臂直达心脏，类似于狂喜和恐惧的混合物，让我几乎无法承受。

傍晚5点55分，我拉开椅子，坐到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这家小馆子的经营者是一对夫妇，老板60岁左右，长得有点像马三立，瘦小，寡言；老板娘看上去年轻不少，虎背熊腰，如若两人一言不合打起来，老头恐难匹敌。这夫妻档让我想起了《动物世界》介绍过的一种鱼，叫作鮟鱇鱼，雌鱼的体积大概是雄鱼的50倍。为了生存，雄鱼干脆寄生在雌鱼身上了。老板娘负责做菜，中国话讲得不大利索，兴致好的时候，会旁若无人地哼唱韩语民歌。我怀疑她是一位脱北者。这里的生意总是冷冷清清，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支撑下来的。

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每个工作日的晚餐我都会在七公主吃。周一，朝鲜冷面；周二，牛肉石锅拌饭；周三，大酱汤；周四，紫菜包饭；周五，泡菜炒饭。

“来了？”老板。

“来了。”我。

“老样子？”老板为我斟上一杯大麦茶。

“老样子。”喝了一口，温吞吞，其实我喜欢喝烫一点的。

今天是周五，泡菜炒饭日。

就我一桌客人，老板娘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阵儿，关掉坦克似的排风扇，将一盘炒饭端端正正摆在我面前。味道马马虎虎，泡菜炒饭嘛，谁做出来都是一个味儿。大堂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档美国街头整人节目，老板夫妇二人围坐在一张就近的空桌子前观看，我也边吃边看。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玩的节目，连我这么沉闷的人都觉得有意思。我们三个好像是一家人似的同时开怀大笑，老板娘乐不可支的样子宛若少女。

为了多待一会儿，加了一瓶冰啤酒。可能是心情舒畅的缘故，我竟然从廉价啤酒中喝出了松树的清香。

付过账走出来，我顺便在隔壁的便利店买了两个馒头和一瓶王致和大块腐乳。再穿过小区内部的一条窄街道，就来到了我的公寓楼下。我站在门口向对面那栋楼仰头望去，她的窗户依旧暗着。因为今天格外想见到她，她就应该对我的失望负责吗？我自嘲地笑了笑，拉开虚掩着的单元楼门（小区80%的门禁形同虚设），忽然一条黑色大型犬蹿了出来，兴奋地在地上嗅来嗅去。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它的主人是住在对门的独居老太太，她低头轻声责备道：“哎呀，你把人家给吓着了。”我们偶尔会在家门口碰见，不过没讲过话。她没有普通老年人身上市侩的焦虑或暮年的颓丧，浑身散发着秋叶般的静美，近乎慈祥。

我扶着门，闪身让她先行，老太太道了声谢。

世界上有很多无厘头的事情，否则你不能解释为何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栋公寓居然还有电梯员这样的人存在。毋庸置疑，电梯员是一位大姐，不怒自威那种，仿佛天生就应该当电梯员。从我10年前搬入星尘公寓的那一天起，她就已经端坐在这佛龛里了。10年来，人间沧海桑田，而这个小电梯间却还是老样子，仿佛被时光遗忘了。唯一能体现岁月痕迹的就是大姐腰间日益增长的赘肉。

见我进来，她眼皮不抬地拿手中的小木棍戳亮了数字9。小木棍使她即便坐在折叠椅上依然可以够到高层数字键。估计比我还要老的电梯抽搐了一下开始上行，我想大姐这些年垂直上下的距离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吧。她放下魔法棒，见缝插针地拿起摊在大腿上的半成品毛衣织了起来，工艺相当繁复。她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

在移动的封闭空间里，我的时间感严重扭曲，这短短十几秒仿佛比已经过去的一天还要漫长。没来由的尴尬和窘迫使口腔里分泌了大量口水，我偷偷吞咽下去，为了掩饰，还假装清了清嗓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意一位电梯大姐的看法，但大姐明察秋毫，相信她已经发现了我的密闭空间恐惧症，并认为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

终于刑满释放，我几乎是逃了出来，攥着两拳汗水。开门，锁门，挂防盗链，钥匙放鞋柜顶端的瓷盘中，换拖鞋，卫衣搭门后的挂钩上。屋里没有任何一件多余的物品，一切各就各位，井井有条。我掏出卫衣口袋中的东西踱到厨房，按下热水壶开关，在马克杯中放入洋甘菊茶包，并将带着标签的绳子绑在把手上。

手中握着的是一只军用双筒望远镜，按照网上卖家的描述，具有“高倍高清、微光夜视、防雾防水、罗盘定位”等功能。

伴随着沙沙的加热声，我倚在橱柜旁边把玩了片刻，试着举到眼前。透过厨房窗户，西面30米开外的6号公寓楼瞬间拉到面前。视觉冲击力像海浪一样扑过来，我立刻放下望远镜，心脏疯狂地撞击着胸口。直到热水壶的开关自动弹了起来，我机械地往马克杯里注满水，这才鼓起勇气再次举起望远镜。稍作调整，圆形的视野里，窗户后面女主人正在用餐，她刚刚洗过的头发还在滴水，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