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司汤达
使于连陶醉的是野心，不是虚荣；不过他仍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外表的修饰上。他的马，他的军服，他的随从的号衣都干净整洁，简直能给一丝不苟的英国大贵人增光了。他刚刚靠了别人的保护当了两天中尉，就已经盘算着三十岁当上司令官，至少，像所有那些伟大的将军一样，二十三岁应该不止是个中尉。他现在只想荣耀和儿子。
正当他为这最狂妄的野心激动不已的时候，德-拉莫尔府的一名年轻跟班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是来送信的。玛蒂尔德写道：
一切都完了，尽快回来，牺牲一切，必要时就开小差。到后立刻坐进一辆出租马车等我，在花园的小门附近，……街……号。我去找您谈，也许把您带进花园。一切都完了，而且我担心无可挽回了；相信我，您看我在逆境中仍是忠诚的，坚定的。我爱您。
几分钟以后，于连得到上校许可，策马离开斯特拉斯堡；可怕的不安吞噬着他，过了麦茨他就骑不动马了。他跳上一辆驿车，以快得简直不可思议的速度到了指定地点，德-拉莫尔府花园的小门旁。小门开了，玛蒂尔德顾不上任何尊严，一下子投进于连的怀抱。幸好当时只有早上五点钟，街上还没有人。
“一切都完了；我父亲害怕看见我的眼泪，星期四夜里就走了。去哪儿？没有人知道。这是他的信，您看吧。”她和于连一起上了马车。我什么都能宽恕，就是不能宽恕那种因为您有钱就诱惑您的计划。看吧，不幸的孩子，这就是可怕的真相。我发誓，我绝不同意您和这个人结婚。如果他愿意走得远远的，离开法国，最好去美洲，我保证给他一万利弗尔的年金。您看看这封信吧，这是我了解他的情况而收到的回信。这个无耻之徒自己逼着我给德-莱纳夫人写信。您若写信涉及这个人，我连一行也不看，我厌恶巴黎，厌恶您。我要求您对将要发生的事严守秘密。断然拒绝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吧，您将重新获得一个父亲。
“德-莱纳夫人的信呢？”于连冷冷地问。
“在这儿。我本想让你有个准备再给你。”
信
我对宗教和道德的神圣事业负有的责任迫使我，先生，采取给您写信这一艰难的举动；一种万无一失的准则命令我此刻伤害一位邻人，为的是避免一桩更大的丑闻。我所感到的痛苦应该由责任感来战胜。的确，先生，您向我打听全部真实情况的这个人，他的行为似乎是无法解释，或竟是正派的。人们可以认为掩盖或者伪装一部分事实是合适的，谨慎和宗教也希望如此。然而您想了解的这个人的行为实在是太应该受到谴责了，远在我所能说的之上。这个人贫穷而贪婪，靠着彻头彻尾的虚伪，通过诱惑一个软弱、不幸的女人，试图谋求社会地位，出人头地。我再补充一句，这也是我的艰难的责任的一部分：我不得不认为于……先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凭良心说，我不能不认为，他为了在一个家庭里获得成功，其手段之一就是竭力诱惑这个家里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在一种无私的外表和一些小说的词句的掩盖下，他最大的、唯一的目的是控制这个家的主人及其财产。他身后留下的是不幸和无尽的悔恨……
这封信极长，有一半都被泪水浸得模糊了，确是德-莱纳夫人亲笔，甚至比平时写得还要用心。
“我不能指责德-拉莫尔先生，”于连读完信说，“他是公正的，慎重的。有哪一个父亲肯把心爱的女儿给这样的一个人呢！再见吧！”
于连跳下马车，跑向等在马路一端的驿车，玛蒂尔德好像被他忘了，追了几步，然而来到店铺门口的商人都认识她，他们的目光逼得她急急退回花园里去。
于连前往维里埃。在匆匆的旅途上，他原想给玛蒂尔德写信，但是不行，他的手写在纸上的字根本无法辨认。
他到达维里埃正是礼拜天的早晨。他走进当地的武器店，店主人就他最近的发迹恭维了一番。这是当地一大新闻。
于连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他明白他要两把手枪。店主人根据他的要求，把手枪装上子弹。
三连钟响了，这在法国乡村里是尽人皆知的信号，它在早晨各种钟声响过之后，宣布弥撒即将开始。
于连走进维里埃的新教堂。教堂里所有的高窗子都用深红色的窗帘遮住。于连站在距德-莱纳夫人的凳子几步远的地方。他觉得她正在虔诚地祈祷。看到这个曾经那样地爱自己的女人，于连的胳膊发抖了，不能执行计划。“我不能，”他对自己说，“我真下不了手啊。”
这时，辅弥撒的年轻教士摇响了举扬圣体的铃声。德-莱纳夫人低下头，有一瞬几乎完全被披肩的皱褶遮住。于连不大认得出是她了；他朝她开了一枪，没有打中；他又开了一枪，她倒下了。
——节选自《红与黑》
- 关于作者 -
司汤达
（1783年1月23日-1842年3月23日）
司汤达（又译：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著作为《阿尔芒斯》、《红与黑》（1830年）、《拿破仑传》（1837）《帕尔马修道院》（1839年）。
1783年1月23日，司汤达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一个律师家庭，7岁丧母，自由热爱阅读。1799年抵达巴黎，后因崇敬拿破仑遂多次追随他的大军征战欧洲，1801年辞去军职，闲居巴黎。
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侨居米兰，以不同笔名发表作品，涉及社会问题于政治议题，后被视为“极端危险”分子，被迫离开意大利。
其主要作品在1831年后写成，1842年3月23日，逝于巴黎。
两百三十余年前的今天，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富足律师家庭里降生了一位男婴，名为亨利·贝尔。
亨利·贝尔7岁时母亲离世，严肃的父亲终日把“法律条文”刻在脸上，让本就丧失了家庭温暖的他更加嫌恶那个冰冷的家,好在思想开明的外祖父启迪他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为幼年的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面窗。
在文本的世界中，他认识了孟德斯鸠、卢梭、莫里哀、莎士比亚……而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骁勇善战的真男人——拿破仑，鼓舞着他年轻的心。
从17岁开始，亨利·贝尔追随拿破仑，十余年的军旅生涯，给了他太多的思考和冲击。直至偶像级男神拿破仑的失败，使他弃军从文。此后，他以不同的笔名发表作品，论及绘画、音乐，甚至涉及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出版了《论爱情》（1822）、《罗马漫步》（1829）、《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等著作。
1827年，亨利·贝尔首次以司汤达的笔名，发表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被称作《爱的悲剧》）。这部小说以一对贵族男女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嘲笑了那个“最缺乏生命力的阶级”的各种丑态。尔后，司汤达又发表了未完成的小说 《红与白》（1901）表达他对当时盛行的拜金主义的不满……作为“司汤达”的身份，他笔耕不辍，可是直至写下了不朽之作《红与黑》（1931），司汤达也仍旧不被太多人所认知。
文名寂寞的司汤达曾经半开玩笑地说：
到1880年的时候，将会有人了解我。
我抽了张彩票，得奖的号码是：1935年拥有读者。
我一定要为二十世纪而写作。
一语成谶。
这个“为二十世纪而写作”的司汤达，被后人屡屡追忆。
1842年，3月23日他因中风，与世长辞。
他的遗体葬于蒙马特尔公墓，墓碑上用拉丁文刻着司汤达生前拟定的孤独又决绝的墓志铭：
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司汤达所著的《红与黑》是以他看到《司法公报》上刊登的一个家庭教师杀害女主人的社会新闻为情节基础的长篇小说，小说原名为《于连》，后改为了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
于连，是一个意志坚强、经历充沛、聪明能干的青年。他崇拜卢梭，接受启蒙思想家平等自由的观念，崇拜拿破仑，向往通过个人奋斗能够改变命运从而实现自己向上攀爬的愿望。
为了这一愿望，他把拉丁文《新约全书》、墨士德的《教皇传》背诵得烂熟于心，敲开了上流社会（市长家）的大门。出于对市长的羡慕嫉妒恨，出于对端庄秀美的市长夫人的觊觎，于连大胆地冒险，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暧昧的关系，唤醒了她心中沉睡的爱情，二人陷入热恋。
可好景不长，很快他们的关系就败露了。
区区一个家庭教师，怎么可能是“市长大人”的对手？于连不得不含恨离开，进入了阴森可怖的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在神学院的他，处处谨小慎微，由于出色的才华、审时度势的能力，迎来了侯爵的赏识和重用。
侯爵女儿玛蒂尔德被这样一位意志坚强、人性突出的于连深深吸引，产生真爱，结为夫妻。正当有了中尉军衔，初步实现个人野心的于连踌躇满志之时，教会和贵族阶级设下圈套，威逼市长夫人写下了告密信……
婚约解除，于连激愤。举起手枪，向正在祈祷的市长夫人射击……她倒下了，他被处死刑。
今天，筝筝为大家读的就是于连射杀市长夫人这一精彩片段。不知，听过以后，你会对于连和司汤达有怎样的看法呢，快快留言告诉我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