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商场里堆满了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你目不暇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只怕你会挑花眼，也无法决定买那个品牌的商品。
但在计划经济下的七十年代，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那时候人们对能够拥有一种电器的欲望远比现在拥有一台苹果电脑或者苹果手机来得强烈。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计划经济下的所有电器都是凭票供应，各种票证满天飞，如肉票、粮票、油票、布票，甚连糖、酒、烟、煤油都是计划供应。手表和电器更是紧俏物质，是要供销社主任批条才能买到的东西。
因为我妈妈曾经是裁缝，所以我很小就会帮助妈妈干一些缝衣服的活，比如挑个边，骑个缝什么的。后来工作了，也就喜欢上了缝纫。但是手工制作实在太慢了，就非常渴望有一台缝纫机。
但是，一台缝纫机需要一百六十多元，是我那时将近半年的工资，钱倒是可以慢慢存起来，可是，没有购物票还是没有办法实现我的缝纫机梦。
人有时也会遇到福星高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供销社牛主任成了“熟人”。然后，不用费吹灰之力，我得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缝纫机购物票。
牛主任是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为人处世比较高调，平时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头。的确，他有高调的理由。他当时手里拥有各种紧俏物质的审批大权，每天络绎不绝的人找他批条子，小到香烟白糖，大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那时候还没有冰箱空调。所以牛主任可谓是个权高位重的人物。多少人对他毕恭毕敬，阿夷奉承。想从他那里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那时在当地医院担任住院医生，每天守着住院病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开发各种人事关系，而且我也有自己的自尊和骄傲，不屑也不善于钻营这些道道。
牛主任我以前也认识，他是医院的常客，好像是慢性肝炎，经常到医院看病，但他只找一个曾经当过军医的老医生看病，其他任何医生都不入他的法眼。我和他没有什么交情，他知道我是住院部医生，我知道他是供销社主任，他不可能找我这样的年轻医生看病，我也不会找他批什么条子，见面打个招呼表示认识，仅此而已。
一天早上，我接班的时候，夜班医生告诉我，半夜時牛主任因为急性腹痛入院了，可能是慢性肝炎急性发作引起的。要我注意他的变化。
我查房時发现牛主任痛得脸色苍白，泠汗淋漓，表情非常痛苦，一检查腹部，吓我一大跳，整个腹部硬得像一块铁板，轻轻一压，病人痛的直摇头，反跳痛也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医学上称为板状腹，多由肠胃急性穿孔引起腹膜炎的典型表现。
诊断后我立即通知牛主任必须转院（我们医院那时不具备进行这样手术的条件），开始他们不愿意转院，觉得麻烦，也可能是对我诊断水平有疑问吧，也许觉得我是故意刁难，想推他出院。但是我态度非常坚决，要求他们必须立刻、马上将病人转走，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结果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主任转入市里一家解放军医院。确诊为急性胃穿孔引发腹膜炎。及时手术后恢复了健康。部队医院医生告诉病人，如果不及时手术，可能有生命危险。牛主任才舒了一口气，相信我并不是想推他转院。觉得年轻医生也是可以完成治病救人任务的，从此不再排斥年轻医生。
出院后，牛主任专门来看我。谢谢我对他认真负责的治疗，再三问我有什么他可以帮忙的，千万不要客气。
我看见他那么诚恳，就小声跟他说，如果以后有机会能不能给我批个缝纫机条子。
没想到他十分干脆，立即拿出一个小本子，大笔一挥，写了一张条子，签上大名，告诉我随时都可以去提货了。
我有点吃惊，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仿佛做梦一样，我就拥有了买到缝纫机的机会。要知道那时候，一个区一年才有两台缝纫机指标啊。我真是太幸运了。
第二天，我顺利交好162元钱，把心爱的上海蜜蜂牌缝纫机搬回了家。
我真是太喜欢这台缝纫机了，有了它，我可以自由施展我的缝纫爱好，我用它给孩子和自己做衣服，做裙子，有時我还帮助同事做些小物件，感觉特别特别方便。
自己亲手做的衣服，穿在身上感觉也是棒棒哒，特别有成就感。
现在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已经不再自己做衣服穿，但我对缝纫机的热爱仍然一如既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