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曾氏家书，很好地体现了曾氏家书的价值。
这封家书是作为大哥的曾国藩专门写给4个老弟的学习指导意见。
他首先讲自己在京城从良师益友身上学得的好处。“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可见他首先强调好的学习氛围对于激发自我学习志趣的重要性。“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但随即话锋一转，“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他自己都没做到，几个老弟又如何会听呢？这其实就是古代读书人先全文背诵四书，再终生反刍的学习方式的写照。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方法对于学习古代的经典还是很有价值，毕竟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理解那些“微言大义”，感悟本身也是会随着人生阅历的积累而不断丰富的。为什么要从事于“克己之学”呢？因为“猛火煮”这种学习方式是需要刻意为之的。比如说，学习曾国藩，集中地读他的全集属于“猛火煮”，之后结合自己的经历再慢慢体会，则属于“慢火温”。看摘录，看他人的评价，则属于嚼别人嚼过的饭，趣味少了大半。了解一个科研的领域，通读系列的论文属于“猛火煮”，在构建了大框架之后再重新考量单项研究的价值则属于“慢火温”。猛火煮搭框架，慢火温则属于完善理解的细节。二者相辅相成。
接下来又谈到了’博‘与’精‘的问题。“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曾氏又自我反省了一把。关于”博精“的问题，传统有一个说法是”先博后渊“，意指先博览，后专精。这个原则大体不差，但依我看，因目的不同，则二者的权重应该加以区别：若以做学问为目的，在’先博‘之后，尤其需要注重对某一方向的‘专精’；若以做事为目的，则应该更注重广泛知识的合理搭配，单点深入的重要性可能没那么凸显。
进一步升华，谈到了读书的目的，上升到了人生层面。“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习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古代读书人的主要出路是考科名求做官，这是他们的食禄之阶。“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曾氏还是很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跟老毛很像。“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这个认识着实是掷地有声啊！很多人是在犹疑不定之中丧失了自我的掌握力的。前怕狼后怕虎，自然很难成事。“勇”字诀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有意识地屏蔽周围的负面情绪。
接下来他又强调了”专“的重要性。“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中间又是一大段专于一部经典，一家文集，诗集的学习意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乐何如乎？”这个意见确是切实之言。
总体看来，曾国藩这封家书写得是非常用心的，也非常的实用。也就难怪后人总是一而再的引述此文了。不过现代人总是说，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事实是，当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懂，最多只能说听过而已。就好像学生听完老师讲课后，似乎懂了，一做题就错，发现原来没真的懂，经过了大量测验/实践后，才可能获得真实的懂。曾氏家书的好处是很多经验都是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感悟出来的心得，所以显得真切，有参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