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服的“文禽武兽”制度，是中国古代章服礼制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标志是缝缀在官服前胸后背的方形织物——“补子”，这一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正式确立，成为区分官员品级、强化皇权秩序的重要视觉符号 。
这套制度对文官服饰的规定极为严苛，以服色和飞禽纹样双重标识官阶高低：一品至四品身着绯色官袍，一品绣仙鹤，象征高洁长寿与忠贞；二品绣锦鸡，寓意吉祥显贵；三品绣孔雀，代表华贵与德行；四品绣云雁，象征勤勉与传信。五品至七品改着青色官袍，五品绣白鹇，彰显清雅与忠诚；六品绣鹭鸶，寓意廉洁奉公；七品绣鸂鶒（亦作“溪敕”），象征和睦。八品至九品则穿绿色官袍，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分别代表活力与平安。
与文官相对，武官补服绘走兽，以彰显武勇威仪，如一、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形成了“文禽武兽”的鲜明格局。在明初，身着绣有禽兽纹样补服的官员，是身份显赫、地位尊崇的象征，“衣冠禽兽”一词也因此成为对文武官员的尊称，带有令人羡慕的褒义色彩 。
然而，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宦官专权、党争加剧，政治生态急剧恶化。许多官员背离了“文禽”所代表的文德与“武兽”所象征的武德，贪赃枉法、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成为祸国殃民的蠹虫。百姓对这些道德败坏的官员恨之入骨，“衣冠禽兽”的含义也随之彻底逆转，从赞誉身份的褒义词，变成了讽刺外表衣冠楚楚、内心如禽兽般残暴无良的贬义词 。
这一语义的转变，最早可追溯至明末陈汝元所著《金莲记》，此后历经清代的沿用与强化，“衣冠禽兽”最终定型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批判词汇，成为中国语言史上，社会现实影响词义演变的典型案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