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的“不可能三角”

      我们国家的能源禀赋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富煤、贫油、少气”，也就是煤炭资源丰富，石油资源稀少，天然气资源匮乏。2010年，我国煤炭消费占比达到70%，即便到2020年，这个数字也仍然在57%左右。对比之下，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占比达到70%以上，而欧盟已经完成了能源去煤炭化。

      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要知道，煤的碳排放量是所有化石能源里最高的。咱们国家单位能源的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欧美国家的2.1倍，就是因为我们在烧煤，人家在烧气。人家是以新能源代气，我们是以新能源代煤，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减少同样多的碳排放，我们的压力和付出都会更大。

      那这个压力和付出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在能源领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说的是能源的低成本、清洁环保、安全稳定无法同时实现。

比如说我们用风电和光电取代煤电，做到了清洁环保。但以目前的技术看，我们无法做到在成本低廉的前提下，实现风电、光电的安全稳定传输。而且不仅我们做不到，发达国家暂时也做不到。

        美国德州在2021年2月就出现了大规模停电。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德州选择了新能源发电，大幅削减了火电的比例。结果2月份出现了寒潮天气，风电机组直接被冻住了，相关的储能技术也很落后，电网又没有和其他州的电网打通，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电力安全事故。

      那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如果我们既要清洁环保，又要安全稳定，怎么办？只能接受更高的发电成本。换句话说，为了实现碳中和，我们会比别人面临更大的用电稳定，还有电价上涨的压力。这两件事都牵扯民生，都是大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面对的特殊挑战，是我们的能源替代压力比很多国家都大。那怎么办？根本的方法是科技创新，甚至是颠覆式的科技创新。

技术创新需要“低成本”的资金

        目前，这样颠覆性的技术还没有出现，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新技术给催生出来。怎么催生？我们的共识是，要靠大规模、长期、低成本的资金。再重复一下：大规模、长期、低成本，这三个词非常重要。

        什么是“大规模”？清华大学的团队、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中国绿金委，都分别计算过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资金，结论也非常相似：我们总共需要140万亿左右的投资，用于发展无碳技术、旧设备减碳升级，以及新技术的产能扩张。这个数，可能达到我国金融业总资产的40%。这就是“大规模”。

        什么叫“长期”？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学家周子彭有一个观点：如果我们需要40年实现碳中和，那前十年应该每年投入2.2万亿，后30年每年投入3.9万亿。你看，持续40年，每年投入2万亿元以上，这就是“长期”。

      “长期”“大规模”还好理解，什么叫“低成本”？所谓“低成本”，就是指资金到账快，不需要等待周期，不需要抵押等等特征。

      在金融领域，我们把融资分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指银行贷款，而直接融资，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或者从风险投资那里获得融资。显然，直接融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常说的BAT、TMD，还有现在很火的，做储能技术的宁德时代，这样的创新型企业，都是靠直接融资，获得了“低成本”的资金。

资金在哪里？

        中国面对更大的能源转型压力，解决方法是加速技术创新，所以我们需要大规模、长期、低成本的资金。那已有的金融市场，能满足这个需求么？

        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融资能力，和碳中和整体需求相比，差了很多。用数据说话。过去30年，我国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总体规模大约是16万亿。这个数字和未来40年我们需要的140万亿相比，差了一个数量级；2015年以来，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募集的总资金，平均每年是1.2万亿，和我们刚说的2万亿也有差距，更何况这些钱不可能全部和碳中和有关。

        那钱在哪？目前，我国金融总资产中超过90%的钱都在银行。但问题是，银行不喜欢风险，而技术创新又存在很大风险。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那些有抵押品，规模庞大，经营风险小的企业。而以科技创新为主的中小型公司，从银行贷到款的可能性非常低。

        不仅如此，我国存在银行里的金融资产，很大一部分还与化石能源资产绑定，比例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举个例子，即便在2020年，我国仍然有近100座火电站处在在建，或者待建的状态。那建电站的钱从哪来？答案就是银行贷款。

        我们都知道，银行贷款的还款周期非常长，对火电厂来说通常超过20年。随着碳中和的推进，火电的经营压力势必会变大，那它就有可能还不上贷款。大面积的贷款还不上，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到这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发展碳市场？本质的原因，就是我们面对刚说的两个重大挑战：一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很难催生能够满足碳中和需求的重大技术创新；二是我国的金融资产配置，在清退化石能源的大趋势下，有可能面对重大的安全风险。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手段，帮助绿色创新型企业直接获得融资，并且推动国家的金融资产，从非绿色向绿色转变。而发展碳市场，鼓励碳交易，就是我们可用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中国更加需要一个碳市场，中国发展碳市场是由内因主导的。

        目前大家的观点并没有统一，但中国的金融从业者已经形成了这个共识。正如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先生所说：“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导投资，通过跨多个年度的项目与技术投资，着重改变未来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他说我们熟知的工业革命，其实是三个革命：能源革命、产业革命，和金融革命。谁应该先发生呢？希克斯认为，是金融革命。他说“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一场金融革命”。

        提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马上会想到瓦特改良蒸汽机。但希克斯认为，更重要的推动力量，是英国最早推出了企业债券市场，为蒸汽机的产业化提供了大规模、可持续、低成本的资金；同样，美国之所以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因为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福特创造了T型车，洛克菲勒创办了标准石油公司，还因为它较早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用股权融资代替了债权融资。

        如果我们把即将出现的新能源革命，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中国就面对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供给方。我们在2019年和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80%以上；同时，我国还是新能源最大的消纳方。

        以汽车为例。我国的电动车销量连续6年领跑全球。不仅如此，美国、欧盟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是845和423，而我们中国仅有173。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重置成本远比发达国家要低，这是一个巨大优势。

      英国靠煤、蒸汽机、债券市场，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靠石油、汽车、证券市场，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有风光新能源，有电动汽车产业，距离引领这次工业革命，可能就差一个创新性的金融手段。这才是发展碳市场的最大价值。

《前沿课  碳交易10讲》

梅德文,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国际能源俱乐部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