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变天
崇祯元年的春天，来得迟，也来得怪。
北京城里的杨柳，好不容易抽出了些鹅黄的嫩芽，便被几场突如其来的、裹挟着黄沙的“泥雨”打得蔫头耷脑。
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是蒙着一层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厚布。
街市上，国丧的素白尚未完全撤去，一些急于表忠的官员宅邸门口，却又已悄悄换上了寓意“万象更新”的桃符，白与红交织，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仓皇与诡谲。
吴三桂的“都指挥佥事”任命，在陈主事来访后的第五日，便经由兵部正式下达。
从一介新科武进士，摇身一变成为正四品的京营武官，这升迁速度足以让无数人眼红。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这顶乌纱帽有多么沉重，多么烫手。
京营，又称“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理论上是大明最精锐的京师卫戍部队，鼎盛时曾有数十万之众。
但到了天启末年，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吃空饷、占役、训练废弛，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所谓的“点卯”、“操演”，大多流于形式。
高级将领多是勋贵子弟，来点个卯便去吃喝玩乐；中下级军官则各显神通，捞取油水；底层兵卒面有菜色，军械锈蚀，能拉开硬弓、舞动长刀的，十不存一。
吴三桂被安排在了五军营下属的一个“练勇营”挂职。
名为“练勇”，实则是个闲散衙门，管着几百个老弱残兵，负责皇城外围某些区域的日常巡逻——一种既无实权、也无危险，更无油水的清水职位。
这显然是兵部，或者说王在晋的刻意安排：既将他“供”了起来，显示恩宠与信任，又不让他接触到任何实际兵权，以免生出事端。
每日寅时，他需穿戴整齐那身簇新的、绣着熊罴补子的四品武官常服，前往衙门点卯。
然后，便是漫长而无事的枯坐。同僚们或聚在一起谈论京中逸闻、某位官员的升降、某家青楼新来了位清倌人；或躲在自己的值房里打瞌睡、斗叶子戏。
偶尔有上官前来巡视，便装模作样地翻看些陈年文书，或去校场上让那些老弱兵丁走个过场。
起初，吴三桂还试图做些什么。他仔细翻阅营中名册，发现空额竟达四成以上；查验军械库，刀枪生锈，弓弦松驰，火铳十之八九不堪用。
他按捺不住，写了一份条陈，详列弊病及整改建议，托人递给了营中主官。
主官是个五十多岁、身材发福的伯爵次子，瞟了一眼条陈，便打着哈哈道：“吴佥事新来，锐气可嘉。只是这京营积弊，非一日之寒，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说罢，便将条陈随手丢在了一边，再无下文。
同僚中有好事者，私下嘲笑他是“边镇来的愣头青”，“不懂京城规矩”。
吴三桂听了，只是沉默。他渐渐明白，在这里，做事是错的，不做事才是对的。真正的“规矩”，是关系，是背景，是揣摩上意，是随波逐流。
他索性也学起了“规矩”。每日点卯后，若非必要，便早早离开衙门。
他不再去国子监附近听那些越来越慷慨激昂、也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清谈，转而开始有目的地结交一些“有用”的人。
首先是京营中那些实权不大、但消息灵通的中下层军官，多是勋贵旁支或破落户子弟。
与他们交往，需放下身段，有时还要“破费”一些。在酒楼、赌坊、甚至更低档的暗门子里，几杯黄汤下肚，往往能听到许多在正经场合听不到的消息：
哪个都督吃了空饷被御史盯上，哪位给事中又要上疏弹劾边将，宫里某位大珰（太监）最近得了势，关外又传来了什么不利的军报……
其次是某些与兵部、吏部有关的书办、胥吏。
这些人官位卑微，却是政务运转的实际操作者，熟知各种明规则与潜规则。从他们口中，吴三桂知道了官员升迁调动的门道，知道了公文运转的关节，甚至知道了朝廷对辽东态度的微妙变化——比如，新帝似乎对每年投入辽东的巨额军饷十分不满，几次在朝会上询问“何日可平辽”；又比如，朝中对孙承宗“筑城推进、耗费糜巨”的策略，质疑声正在变大。
他还设法接触了一些在京城做生意的山西、徽州商人。
这些商人消息灵通，与各地官员多有勾结，甚至能弄到一些辽东的“私信”。
从他们闪烁的言辞和暗示中，吴三桂拼凑出一些令他不安的信息：
父亲吴襄在锦州，似乎与新任的监军太监邱禾嘉摩擦不断；舅舅祖大寿重修大凌河城的举动，已被朝中某些御史扣上了“擅启边衅”、“劳民伤财”的帽子；而关宁军内部，似乎也并非铁板一块，各有盘算。
这些零碎的信息，像冰冷的雪水，一点点浇灭他初入京城时残存的那点少年意气，也让他对这座都城的认识，日益清醒而冰冷。
这里没有辽东那种直来直去的刀光剑影，却有着更隐蔽、更致命的软刀子。
每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每一次看似偶然的人事变动，背后都可能牵连着复杂的党争、利益的博弈，以及遥远边关将士的生死。
日子就在这种表面平静、内里压抑的日子里缓缓流淌。
吴三桂学会了在必要的场合戴上温和恭顺的面具，学会了在酒桌上说些言不由衷的场面话，学会了将真实的情绪深深掩藏。
只有在夜深人静，独自躺在赁居小院的硬板床上时，他才会望着窗外京城那永远不够清澈的夜空，想起辽东的繁星，想起锦州城头凛冽的风，想起舅舅那沙哑而有力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像一匹被拴在马厩里的战马，听着远方的厮杀与烽烟，却只能咀嚼着枯燥的草料，磨损着蹄铁。
转机——或者说，更大的变局，在当年十月，以一种极其突兀而惨烈的方式，降临了。
那一日，吴三桂正在衙门里对着几份无关痛痒的文书打盹，忽然，一阵不同寻常的喧嚣从外面传来，由远及近，迅速变得鼎沸。
马蹄声、脚步声、叫喊声、哭嚎声……混杂成一片令人心悸的声浪。
“怎么了？”同僚惊疑不定地站起身。
一个书办连滚爬爬地冲进来，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不、不好了！鞑子……鞑子打进来了！”
“什么？”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
“真的！从北面来的！说是破了长城，已经到了蓟州！离京城不到二百里了！”
刹那间，值房里炸开了锅。有人惊慌失措地要往外跑，有人瘫软在椅子上，有人则强作镇定，呵斥着“慌什么”。
吴三桂的心猛地一沉，瞬间攥紧了拳头。长城被破？蓟州？那岂不是说，后金兵马已绕过宁锦防线，从蒙古地方，突破了长城薄弱处，直扑京畿？
皇太极！好大的胆子！好狠的手段！
接下来的几天，北京城如同被投入沸水的蚁穴，彻底乱了。
崇祯皇帝紧急下诏，命令各地兵马火速入京勤王。
诏书一出，京城九门紧闭，城头旌旗密布，兵卒如临大敌。
京营的兵丁被一股脑赶上城墙，可许多人连火铳都不会放，刀都拿不稳，只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城内，粮价飞涨，谣言四起。有人说后金军有十万之众，有人说皇上准备南狩，更有甚者，说朝中出了奸细，与鞑子里应外合……
吴三桂的“练勇营”也被紧急调上德胜门一带协防。
站在高耸的城墙上，望着城外慌乱奔逃的百姓、废弃的村落、以及更远处地平线上腾起的可疑烟尘，吴三桂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这里有恐惧，有愤怒，也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冰冷。
看吧，这就是你们夸夸其谈、醉生梦死的京师！当真正的刀兵加身时，是何等的狼狈与不堪！
第三天，一支风尘仆仆、但军容严整的骑兵，如同黑色的铁流，出现在西北方向的地平线上。
他们打着“明”字旗和“袁”字帅旗，人马虽显疲惫，但行列严整，杀气凛然。城头守军一阵骚动。
“是关宁铁骑！袁督师的关宁铁骑来了！”
“勤王兵到了！京城有救了！”
欢呼声在城头响起。吴三桂扒着垛口，极力远眺。
他看到那支军队的核心，是一队队身着与京营截然不同、更为厚实实用的铁鳞甲或棉甲的骑兵，马鞍旁挂着弓箭、顺刀，许多人的甲胄上还带着明显的烟熏火燎与刀剑劈砍的痕迹。
那是辽东边军的装束，是他熟悉的、带着家乡风雪气息的装束。
为首一面“袁”字大旗下，一个身着山文铁甲、外罩猩红斗篷的身影，身形并不特别高大，却自有一股渊渟岳峙的气度。
袁崇焕。这位曾一炮轰伤努尔哈赤、被天启帝誉为“长城”的辽东督师，竟在皇太极破关后的短短数日内，便率精锐骑兵千里迢迢，从宁远赶到了北京城下！这是何等的决断与行军速度！
吴三桂的心头一阵滚烫。
他看到那支军队在城外扎营，与随后陆续赶到的其他勤王兵马相比，关宁军的营寨立得最快，也最齐整，鹿角、壕沟、哨楼，一应俱全，显是久经战阵。
当天下午，袁崇焕匹马入城，叩见崇祯。
据说，年轻的天子在平台召见了他，袁崇焕慨然陈词，誓言“五年平辽”。消息传出，人心稍安。
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急转直下，诡异得令人窒息。
十一月初，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主力抵达北京城外，屯兵于南城。
袁崇焕率关宁军移营至城东南的广渠门外，与其他勤王兵马互为犄角。
后金军数次尝试攻城，均被击退。其中，广渠门一战，袁崇焕亲率骑兵冲阵，与后金军麾战竟日，自身亦中箭，血染征袍，终于将敌军击退。
满城百姓趴在城头观战，欢呼声震天。
可是，胜利的喜悦仅仅持续了几天。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突然下旨，召袁崇焕入城“议饷”。
袁崇焕不疑有他，只带了少数亲随入城，结果刚进城门，便被早已埋伏好的锦衣卫拿下，直接投入了诏狱！罪名是“擅杀毛文龙”和“纵敌深入”。
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尤其是城外驻扎的关宁军将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千里驰援，血战广渠门，保住了京师，主帅却转眼成了阶下囚？军营瞬间哗然，几近失控。
吴三桂当时正在德胜门城楼值守。
他亲眼看到，宣旨的太监和锦衣卫出城后，关宁军大营方向传来如同受伤野兽般的集体怒吼，看到那些剽悍的辽东骑兵红着眼睛，刀出鞘，弓上弦，向着京城方向发出愤怒的咆哮。
城头上的京营兵卒吓得面如土色，纷纷后退。
若不是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何可纲等人尚能勉强压制，一场难以预料的兵变，恐怕顷刻就会发生。
随后的日子，京城的气氛变得极其诡异。
一方面，皇太极见明军内乱，继续在周边劫掠，并玩起了“反间计”，故意让两个被俘的太监听到“袁督师与我主有密约”的对话，然后放其回城。
这拙劣的计策，却在崇祯皇帝多疑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
另一方面，朝廷对关宁军的态度也变得极其微妙。
既不敢轻易刺激这支战力最强却也最不稳定的勤王军，又严令其不得靠近京城，粮草供给时断时续。
祖大寿等人多次上疏为袁崇焕辩冤，血书陈情，皆如石沉大海。
吴三桂的心，如同在油锅里煎炸。袁崇焕，这位他未曾谋面、却早已如雷贯耳的辽东督师，舅舅的上司，如今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舅舅祖大寿，此刻正率领着那些愤怒而茫然的关宁军，驻扎在冰天雪地的城外，进退维谷。
每一次城头眺望关宁军营地方向，吴三桂都感到一种揪心的无力与愤怒。
他知道，此时此刻，在朝廷，尤其是在年轻皇帝的心中，恐怕连带着对整个“辽西将门”的猜忌，都已达到了顶峰。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僵持中，吴三桂收到了父亲吴襄从锦州辗转送来的密信。
信很短，只有一句话，字迹潦草，力透纸背：
“勿议辽事，专心当差。家安，勿念。”
这八个字，像一盆冰水，浇熄了他心头所有的躁动与不甘。
父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闭嘴，低头，活下去。
不要对袁崇焕案发表任何看法，不要与关宁军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做好你那个“都指挥佥事”，哪怕它只是个笑话。
吴家，祖家，此刻已是在悬崖边上行走，一步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
吴三桂将信纸凑近烛火，看着火苗迅速吞噬了那些沉重的字迹，化为灰烬。他走到窗边，推开窗。
腊月的寒风刀子般刮进来。他望着紫禁城的方向，那里灯火辉煌，是天下的中心，也是无数阴谋与决断诞生的地方。
年轻的崇祯皇帝，此刻在想什么？是后悔轻信了反间计，还是坚定了处置“跋扈边将”的决心？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必须遵从父亲的告诫，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做一个“合格”的、沉默的京官。
崇祯二年，八月。经过长达数月的审讯（更多是政治博弈），崇祯皇帝最终下旨，将袁崇焕“磔于市”，也就是凌迟处死。
罪名正式定为“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指杀毛文龙）、“失误封疆”等。
行刑那日，吴三桂去了。不是去刑场，而是去了西市口斜对面一家茶馆的二楼，要了一个临窗的雅座。
这个位置，恰好能俯瞰整个刑场，又隔了一段距离，听不清喧嚣，看不清细节，只有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和刑台上那个模糊的身影。
他点了一壶最普通的茉莉花茶，坐在窗边，慢慢地喝。
时辰到了，他看到那个曾经位极人臣、威震辽东的统帅，被押上刑台，绑在木架上。刽子手开始行刑。
用的是最残酷的“鱼鳞剐”，一片片割下血肉。
没有想象中的悲愤填膺，也没有预料的快意恩仇。
吴三桂只是静静地看着，一口一口地喝着早已凉透的茶。
茶很涩。他看到台下围观的百姓，从最初的寂静，到逐渐响起的唾骂，再到后来，当刽子手将割下的肉片抛售时，竟有人争先恐后地掏钱购买，生啖其肉，大骂“汉奸”！
那些面孔，有些是在广渠门之战后，曾为袁崇焕欢呼过的面孔。
吴三桂的胃里一阵翻腾。他移开视线，望向刑架上的那个人。距离太远，看不清表情。
但很奇怪，他仿佛能看到，袁崇焕一直仰着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哀嚎或求饶。
直到最后一刀。
茶馆里，邻座几个文士打扮的人，正在高声议论。
“……死有余辜！若是早日招安抚顺了建州，何至于有今日京师之危？空耗国帑，养虎为患！”
“招安？建州狼子野心，岂是钱粮能喂饱的？当年熊廷弼在时，力主固守，步步为营，虽缓却是正道。可惜啊，朝廷不用！”
“固守？孙承宗修了那么多城堡，花了多少银子？可见到建州一根汗毛了？要我说，还是当年杨镐四路进剿的法子对，只是用人不当……”
“杨镐？萨尔浒十一万大军一朝尽丧，还敢提他？”
争论声渐渐模糊。吴三桂放下几枚铜钱，起身，下楼。楼梯很窄，很暗。走出茶馆，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
街上的人群正在慢慢散去，许多人脸上还带着一种奇异的、混合着兴奋与残忍的潮红，互相交流着刚才的“见闻”。
寒风卷着尘土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扑面而来。
吴三桂拉低了帽檐，裹紧了身上的棉袍，汇入散去的人流，向着帘子胡同的方向，默默走去。
他的脚步很稳，背影挺直。只是那双年轻的眼睛里，最后一点属于少年的、或许曾有过的不忿与迷茫，已彻底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潭般的沉静，以及沉静之下，冰冷坚硬的寒冰。
他想起离辽前，舅舅祖大寿在暖阁里说的话：“在辽东，想活命，手里得有兵。但只有兵不够……还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
现在，他知道了。
只是这“知道”的代价，是如此血腥，如此冰冷，如此彻底地，将他生命中某个部分，永远地埋葬在了这个崇祯二年、北京西市口的午后寒风里。
他知道，自己回辽东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
而辽东的天，在失去了袁崇焕这根或许有争议、但至少能勉强支撑的柱子之后，只会变得更加晦暗，更加风雨飘摇。
他必须等。也必须，在等待中，变得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