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还涉及到另一个人司马光（砸缸），两个人都在争什么叫好的政治，王安石认为应该勇敢创新，司马光认为不尊重传统，那什么坏事干不出来。王安石是个不拘小节的人，除了变法其他事都不怎么在意。大宋虽然不积贫，但是积弱，面对大辽和西夏的时候始终国力不振，王安石就想一定要改变这个状况，这时北宋已经统治一百多年了，形成了大量冗兵冗官，如果不改革，国家很快就会出问题，虽然因为幽云十六州维持着宋辽的和平，但一个政治家不可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王安石坚持一定要精邦济民，要变法。他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开始了变法，但效果并不好，比如军事上的保甲法，经济上的青苗法，人事上的贡举法等。看上去都不错，保甲法是想编制兵民一体的法令，但复周礼的做法却无法顺从现在的社会结构。青苗法是想帮老百姓获得更好的融资机制，让朝廷获得更好的财政基础，但是这些法令想要实现一定得有现代法律基础，市场才能自行运转起来，问题是这些法律基础在当时是没有的，所以这些法令运行起来就是官僚胡乱调配，甚至要求老百姓必须贷款。在当时的社会前提下王安石是不可能明白这些道理的，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以司马光为首的人便跳出来指责他就是胡闹，一定会把国家搞坏，而王安石不管不顾的个性让他说了那句很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司马光这帮人听到这话更是对他一顿猛批。王安石一怒把这帮人都赶出中央，贬到了地方上去了。司马光级别太高只能轰到洛阳让他赋闲。对中国历史来说也不是坏事，司马光在洛阳赋闲这段时间写出了《资治通鉴》。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王安石和司马光争的就是一种政治原则，王安石认为旧法早就不行了，就算新法有点瑕疵其他人也该帮忙改进而不是彻底否定。而司马光认为他这哪算瑕疵，根本就是胡闹，治国就得老成持重，不能靠异想天开的想法把天下搅得不安宁。王安石气不过，干脆提拔新人，但这个时候道德感强的人不愿意跟王安石合作，认为他的个性太奇葩了，还要以复周礼的名义连祖宗之法都可以不要，所以君子是不会来的。而这就使得那些能力很强但是心术不正的人有了机会，虽然王安石本身很重视道德，曾点评战国时齐国孟尝君正是门下鸡鸣狗盗之人太多真正的人才才不来。虽然话这么说，但王安石提拔的人里货色也都差不多，比如水浒里的大奸臣蔡京，忽悠宋徽宗，导致北宋政治水平越来越差，最终亡国了。可以看出在北宋之前的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社会对皇帝的制衡能力非常强，但到了北宋的平民社会，社会对皇帝的制衡能力越来越小，传统是唯一能制衡皇帝的东西了，如果皇帝对祖宗之法都没了敬畏那问题就大了，官僚是皇帝意志的延申，如果祖宗之法可以被随便突破，那蔡京之流就可以皇帝之名干各种坏事。大宋确实在这个时候面临左右为难的问题，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马光的稳健，却找不到这两种政策的均衡点，两人之间的党争此起彼伏，因为两人都是君子，在两人还活着的时候虽有党争却不失君子之风，但他们的后者不一样，从对天下的考虑逐渐变成了私人的争权夺利。以至于北方出现变动的时候大宋没法理解这种政治格局，居然认为大辽是自己的敌人，要和女真人合作，都不想一下如果它真能打赢大辽，那自己又怎么对付它。大辽已经接受中原文化了，女真还是彻底的蛮族，到时候一定会打过来。另一方面与女真签订了条约，却在各种占小便宜被揭露后又各种遮掩，大金也就不再信任大宋了，所以等到和大金再发生矛盾的时候，导致了极为屈辱的靖康之变，可以说北宋被大金灭亡是咎由自取。南宋时候大儒朱熹痛斥靖康之变这段历史，宋徽宗这一朝就没一件事做的是对的，就算没有女真人这国家也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