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为此，她设计了一个合理又系统的框架，深挖莫高窟的重要价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把我个人的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把我个人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每逢新学期开始，我和姐姐们领了新书回家后，父亲总要和我们一起包书皮。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现成的漂亮包书纸。当时就是找些干净的牛皮纸，把课本的封面包上。之后，父亲就会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在书封写上“樊锦诗”三个字。父亲练过书法，字写得非常漂亮，他对孩子们也是言传身教，从小要我们练书法。他还找来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让我们临摹。我小时候也喜欢模仿父亲的字，潜移默化地，我的字和他的很像。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爱国的感情，和大人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们当时看的书，看的图片，听的故事，虽然也有白雪公主、美人鱼，但更多的是精忠报国、抗击倭寇。这些教育对我影响至深。
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我用它们从上海这座大都市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北大的精神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奋力开辟新的领域，投身国家和民族最为需要的事业。
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居延汉简的发现，推动了国内的许多学者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
现在我回北大，考古系的老师告诉我，当年教我的老先生的学生都退休了，现在的老师我几乎都不认识了。随着前辈大师一个个离开，这个校园也渐渐地从熟悉到陌生。现在我还会时常想念当时的这些老师，也想念当时读书的氛围。
对于自筹经费用于考古发掘的事情，苏先生自己只字不提。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才知道苏先生原来有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读书、考古、埋头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家事和背景。
假如我们不肯甘心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像我们的先民一样，继续对于人类的文明生活有所贡献，我们就需要好好地保护我们先民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从这里边去吸取经验，看他们是如何地发明和改进了农业和陶业，征服了森林，驯养了家畜，发明了文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以及笔墨纸砚，看他们又是如何地由活剥生吃到煎炒烹调，由山洞土窑到楼台亭榭，从树叶兽皮到锦绣衣冠，由轮子的发明到机械的使用，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切物质生活方面的发明和改进对于当时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就是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任务。
当时有不少搞考古研究的人对文献并不是很重视，现在有不少考古专业的人好像还有这个问题。宿白先生希望自己的学生不仅要研究实物，也要精通文献，因为文献不好会影响一个人未来学术的发展。
宿白先生认为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人可以从事各类研究，但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即“分期断代”和“考古报告”，否则无法开展石窟寺考古的深入研究。
但宿白先生总是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是你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不能还没做事情就乱忽悠。做人不仅要严谨诚实，还要有定力，有责任担当，不能乱跟风，要走在自己的路上。只有看清楚重要的是什么，才能在关键时候不糊涂。
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忘记了疲惫，空气也好像变得温暖了。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
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1700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735个洞窟（包括南区和北区），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此外，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纪初的50000多件文献和艺术品。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公元5—14世纪的22个洞窟，818平方米壁画，56身彩塑。安西榆林窟保存了公元7—14世纪的43个洞窟，近5200平方米壁画，200多身彩塑。世界上没有另一处佛教遗址能如莫高窟般绵延千年持续建造，又保存有如此丰厚博大的艺术和文献珍宝。
一切在世人看来最艰难的所在，一切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实是命运对于意志达成最彻底的考验之处。一切在世人看来最不可能有生之意义的地方，恰恰可以唤起生命极大的力量和信念，并且创化出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奇迹。
著名的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先生的话充分说明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一代人在风沙肆虐、荒凉寂寞的大西北戈壁沙漠中，面对破败不堪的石窟，以及土屋土桌、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物资匮乏、信息闭塞、孩子不能上学等种种困难，毫不畏惧，以对敦煌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倾情保护之心，扎根大漠，含辛茹苦，筚路蓝缕，初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的基业。
“简单相信，傻傻坚持。
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