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敬佩的时代先锋。
《三国志·诸葛亮第五》中有一段关于丞相上报家产的记载：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在这段话里，诸葛亮向皇帝传达了两个重要的信息，即自己的收入全部来自于担任的丞相的俸禄和15顷田的收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征调”和“安排”，没有收取其他人财物，家族也没有另外经营产业，没有任何灰色收入，去世之后，朝廷了解到，他确实做到了奏章中说的“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真正做到了合法、奉公。
诸葛亮的财产上报虽然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细细想来，在三国乃至整个历史上都极为罕见。魏国的满宠，晚年官封太尉，魏明帝一次就封了他50顷田，钱20万，吴国蒋钦病亡，孙权立刻赐他的妻儿田200顷，民200户。
如此看，诸葛亮主动上报财产，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是后代官员的表率，这主要是基于他依法治国的思想，他以身作则，带头奉公守法，率先在弱小的蜀国实践了法制社会，成为数千年封建历史唯一成功实践法治的先行者。
为什么要实行法治？
诸葛亮帮刘备占领荆州和益州之后，受封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初入蜀中时，局面其实并不乐观，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刘璋、刘焉父子遗留下来的弊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令松弛，特权横行，官僚豪强相互勾结。据《三国志·法正传》描述，刘璋治理蜀地，
“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可见刘璋时的暗弱实际上纵容了当地豪强的敛财和掠夺。
法正，刘备入川后重要谋士，智术为诸葛亮赞叹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诸葛亮开始实施他在《隆中对》中的“内修政理”的主张。他的核心思想，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以法理政、统军、治民。把儒家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左传·昭公二十年》）、“刑法世轻世重”（《尚书·吕刑》）、“刑乱国用重典”（《周礼·大司寇》）等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全面推行“约官职，修法制”的法治方略。
他采取了严厉措施，对那些拒绝合作的豪强官僚严刑峻法，狠狠打击，严格限制他们随意兼并土地，关注民生，发展生产。当时的蜀郡太守、杨威将军法正曾经提出异议，劝诸葛亮不要限制太严，应该“缓刑驰禁，先垂恩抚”，诸葛亮则在《答法正书》中回复：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对于一个从荆州来的外来政权，面对如此乱局，诸葛亮的做法就是“先理强，后理弱”，推行了严厉法律，人民才知道什么是恩典，限制爵位的封赏，升官金爵官员才会觉得荣耀，恩威并加，才能彻底改变。法律之所以不能顺利实施，是因为实际执行时总会有很多例外，比如宗族血缘关系、朋党集团利益冲突，法治很多时候要让位于“人情”，孔子就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时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法治和人治就非常矛盾。现在诸葛亮明确做了限制，让人民知道国家要讲原则，有底线，这时候人们才不会利用人情胡作非为，拓展自己的权力。
实行法治有哪些措施？
1、注重立法，教化为先
法律如果名目繁多，而且只针对下层人民，人民就会疑虑和抱怨，如果条例不清，人民就会不清楚边界，更会造成官员随意处置犯人，政令没有公信力。所以法治首先是需要立法，立法是本，有了这个本，才有了明确的标准。
因此，诸葛亮在执政之初就“制定汉科，威之以法”。在陈寿所编《诸葛氏集》中，就有《法检》《科令》各两卷，《军令》三卷，最为完善的是他和伊籍、法正、刘巴、李严共同制定的《蜀科》数十则，包括了《八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例，将各级官员置于严格法律之下，使他们有章可循、知法守法。在治军方面，他定下“斩断之政”，除了听从号令等常见军规外，还规定了一些民事关系，比如严禁扰民、掠夺、欺凌弱小等等，如下图。可见诸葛亮考虑的非常周全。
另一方面，诸葛亮虽然用法峻急，执法如山，但他却反对，不教而诛，主张教刑并重，德威并举。他在平时特别注意对部下进行守法教育，不厌其烦，还专门设立劝学从事一职，用最通俗的语言，颁布各种形式的教和书，发给百姓。这也体现了诸葛亮的法制中也包含着儒家思想。立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严惩，更在于教化。
2、以身作则，奉公守法
立了法之后，如何执行，则是重中之重。诸葛亮的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深知“己身正，方能正人”，从不给别人任何说闲话的机会。他严于自律，时时谨慎。按照循名责实的精神，从严要求自己，从没有特权思想，为各级官员作出了榜样。
他说：“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
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子女亲属要求也相当严格，他起初并无子嗣，后来过继兄长诸葛瑾次子诸葛乔为子。他让儿子和诸将弟子同共同劳作，派他督运粮草，可是由于太辛勤，第二年诸葛乔就死于王事，年仅25岁。
公元228年，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马谡街亭兵败之后。他痛定思痛，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学生马谡，以及张休、李盛，夺了将军黄袭的兵权，处罚了陈式，还因功奖励了王平、高翔。后来，他给后主刘禅上表，追查自己失察和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要求将自己贬官三级，以示处罚。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街亭失守而撤退
诸葛亮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律能够切实实行，真正做到他说的，“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诸葛亮集·教令第十三》）。
为了确保法律顺利施行，他还非常注重司法的程序保障，加强督法检查，广开言路渠道，拓宽监督范围。他认为治国之道，在于推举贤才，要依靠部下通过检查评议，按法律规范来推举人才。这样才能让有能力的人才不会流失，无能的人无法掩藏。
在诸葛亮《便宜十六策·考黜第八》中，还规定了五条标准如下。
诸葛亮《便宜十六策·考黜第八》
可见诸葛亮督法检查是非常全面严格的，由于加强了对执法人员的检查，各级官吏头脑中法制观念增强了，司法过程也就格外认真，仔细，贪赃枉法也大大减少。在这样严格的制度下，蜀国出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良好局面，和诸葛亮法治方略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阻力与遗憾
诸葛亮任用的官吏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基本上都是道德模范。蒋琬、费祎、刘巴、姜维、董和、邓芝，无一不是清廉朴素，两袖清风，出入和凡人无异。但凡在人品上有缺陷的，即使再有才能，诸葛亮也会毫不留情罢黜。如此做法不免引起了不少官僚豪强和名门望族的不满和反抗，其中比较有明的就是荆楚名士来敏、广汉名族彭羕、托孤大臣李严还有荆南廖立等人。
他们攻击诸葛亮的路线，并指责诸葛亮“刑法峻急”，而不“广德量力”。有人认为，诸葛亮通过立法来打击异己，先后铲除了各种反对的声音。不过无论是怎样的抹黑，都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那就是诸葛亮首先有一个“兴复汉室”的目标，还有“依法治国”的纲领，这也注定了他做不到像曹操一样“唯才是举”，有一技之长但是有人品缺陷，不能再用。在诸葛亮这里，必须清一色的廉洁、一条心北伐，劲儿往一处使。也正因如此，对人才的要求就比较高。像李严这种另立中央搞分裂的、彭羕这种散布路线问题言论的，必须予以坚决打击，这是每个领导必须做的，诸葛亮也不例外。
诸葛亮治蜀十一年，打造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但是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八月，他还是带着未竟的遗憾去了，此后蜀国又维系了近三十年。鉴于法治的主题，我们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继任者的蒋琬和费祎是否延续了诸葛亮的方针，能否体会丞相的良苦用心？
很遗憾，法治方面基本是荒废了。
从一个小的事例就可以看出。蒋琬、费祎当政时，特别喜欢大赦。古代帝王以施恩为名，每逢在皇帝登基、更换年号或者遇天灾情况下，常颁布赦令，赦免天下犯人，从蒋琬到费祎执政末期，记录在《三国志》中的大赦足有五次，分别为238年、243年、246年、公元249年、公元251年，费祎被刺杀后有六次，为254年、256年、257年、258年、261年和263年，如此多的大赦不难看出，蒋琬、费祎在为了增强贫瘠的国力，尝试释放犯人来换得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其实作用非常有限，因为这样对于豪强有益，对平民无益，经常的法外开恩只是助长了心怀鬼胎之人的气焰，给社会治安带来破坏。
这一点可以和诸葛亮执政相比，丞相在时，除了刘禅登基那一年大赦，此后“十年不赦，蜀中大化”。有人对诸葛丞相谈起此事认为应该大赦以彰显恩德。诸葛亮则回答：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
诸葛亮以刘表父子在世时举例，他们当政年年大赦，仅仅只是造成了牢房空空的假象，民心思乱，盗贼蜂起，刘备在世时，也曾和诸葛亮谈论起此事，很不赞同大赦。
春秋时齐国国相管仲就曾说：“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这一点有人对费祎也提到过。公元246年时，大司农孟光就曾对费祎无故大赦提出异议，他说：
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
孟光的话和诸葛亮的态度是一致的。大赦之令，只能用于衰穷之时，逼不得已，不能隔三差五来一次，只会助长不正之风。可惜费祎不以为然，事事姑息，最后他本人也离奇被魏国降将郭循所害，蜀国还是无可奈何的衰败下去了。
诸葛亮的法治精神虽然没有延续下去，但是却给了后世很多值得借鉴和启示之处。他的法治和先秦时期的法家并不一样，和儒家提倡的德治是相辅相成的，太重于德治，会过于依赖道德，被人情所控制，太偏向于法，又违背了教化为先的理念，无法标本兼治。在这一方面，诸葛亮将两者成功结合，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