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对文学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出深刻见解。被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
蔡公的胸襟是广博的，招揽人材从来都是不拘一格。在爱国学社、二次革命均失败后，他痛定思痛，提议的文学革命亦是给晦暗不明，一潭死水的旧中国文坛带来一丝生气。
蔡公一方面破格聘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和鲁迅等一些新派学者到校任教，同时对某些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专家也加以延揽，让各派学者在学术上各抒己见，展开争鸣，开创了学术自由民主的新风。
那段时期学术界海龟大行其道，欧美的海龟瞧不上日薄西山的法日派，法日派又瞧不上未出国门的“泥腿子”“土包子”“土鳖”。
英国留学的傅斯年回国后受骋于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其积极筹划历史部、语言部，从清华挖来了四大导师中的陈寅恪和赵元任（时王国维和梁启超已经作古），后又要办一个考古系，浙派的马衡（其人精通经史、金石、汉魏石经等学，在学术界颇有声望）积极请缨，却遭到了心高气傲的傅斯年的拒绝，此公灰头土面，退回北大国学门，再也没有吭声。
而正是为傅所青睐的后为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的李济在48年时，将北京故宫的文物一分为二，一部分运到了台湾存放到现在的台北故宫，不知是幸事还是不幸！！！
而从未喝过洋墨水的刘半农自然在那样的风气下处处受到排挤，如刚过门受了气的小媳妇，于是乎一气之下自费去伦敦大学后又转至巴黎大学喝了五年的洋墨水，不知其回国后走路首是否昂了些？胸是否挺了些？
这些都是些民国文人间的趣料，他们的博学和从古壤里汲取的滋养同西方思想碰撞出来耀目的火花是我喜爱他们的原因，但绝非首要原因。
李济事后回忆道:“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
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中国新旧交替之际，时局晦暗不明，国家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这些人本来是可以选择和平安静闲适高雅的海外生活，事实上，并没有，相反他们如同海绵一般，八爪鱼一样，发挥勤奋刻苦吃苦耐劳的精神，将自己的触角尽可能伸向每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角落，贪婪地吸收任何一种对中国进步发展有用之学识，正是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大局观和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肩负时代使命的风骨和气节才是我喜爱他们的首要原因。
所以吵吵闹闹也罢，互相看不顺眼也罢，每当生死存亡之际，总有一批人为革命、为四万万之同胞、为名族之统一前赴后继、万死而不悔。此国人可爱可敬之处。
而风骨、气节向来不是文人所特有，古有文天祥、史可法、王阳明、谭嗣同等，今有无数说不上名字的革命先辈还有那些在98年时眼神里充满坚毅，毅然决然的跳到洪水里用血肉之躯堵缺口堵漩涡终随洪水退去的年轻的英勇的解放军战士！！！
胡适为抗日牺牲的烈士写碑文，在碑文结尾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此情温温，永存天地。
孟夫子说吾善养吾浩然正气，我中华民族泱泱华夏，自古从没有任何势力（人力或自然）可以压垮我名族之浩然正气，正因为它早已铸进文人的骨子里；民众的血液里去了。
这二天看到俄乌战争，心较痛惜，乌国的富豪纷纷外逃，民众流离奔亡他国沦为难民，我堂堂中国，经历沧桑无数，却鲜有这样的事情，就算是常年在外的华人身处异国他乡也常思祖国，以身入华夏以为荣，此中道理非一二句文化认同、落叶归根就能说明白的，也非是看到月亮潜意识吟出举头望明月之类的诗句能说的清的，此中道理大约穷尽言语西人也怕难体会其一二。
（今日读刘半农的书、读岳南的《南渡北归》刷抖音看到98年抗洪和俄乌冲突以及事件背后大国间的博弈生了些杂感，发了些议论，也同时让我更坚定认同了这个政党，更加热爱了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