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之后，小满消失了。
那天清晨离开小屋以后，她走了很远。背着帆布袋，抱着纸筒，沿着正在被拆迁的巷子，穿过还在沉睡的城中村，走进了更深的城市腹地。没有目的，也不赶时间。
路过一个早餐摊，买了两个包子。站在路边吃，包子太烫了，她咬了一口，热气冲进鼻腔，噎得直翻白眼。她咳了几声，把剩下的包子塞进嘴里，继续走。
她开始在城市的另一个方向游荡。那些地图没发表过、没流出去的部分，被她藏在了一家小菜场废弃的储物柜里。她换了新的速写本，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记这座城市。
不再只画情绪、声音、遗失物。她开始画更具体、更激烈的东西。
她画那块印着“深城记忆”标志的发布会背板，背板上印着她的地图，地图上被抹掉的签名。画完了，在旁边写了四个字：这是偷。
她画马大壮的脸。不是发布会那个光鲜亮丽的马总，是制衣厂办公室里那个用圆珠笔戳死虫子的马组长。画得很仔细，连他太阳穴上那条青筋的弧度都画出来了。下面写了一行字：第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是我。
她画周平。画他在发布会现场嘴角那条发颤的线，画他握话筒时收紧的手指，画他打开空白文档时屏幕上一闪一闪的光标。写了四个字：沉默的帮凶。
她画自己。画自己蹲在人才市场台阶上胃里翻腾的样子，画自己被辞退时盯着死虫子的样子，画自己蜷缩在床上抱着膝盖发抖的样子，画自己握着怀表举起胳膊又放下的样子，画自己背起帆布袋走进清晨雾气里的样子，画自己在路边吃包子噎住的样子。写了三个字：我还画。
这些画，比之前所有的地图都更尖锐、更直接。不再是替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东西画画了，是在替一个被偷走声音的人画画。
而她签在这些新画上的名字，不再是铅笔写的那个小小的、缩在角落里的“满”。她用一支红色记号笔签，笔迹粗重，横平竖直，占住画面下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次下笔太重，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留下一小坨红色的墨点，像血滴在纸上没来得及渗下去的样子。她盯着那个墨点看了几秒。没擦。继续签完了那一横一横一竖一竖。不躲了。
有一天下午，她蹲在桥墩下画画，画的正是那天下午从电话亭回来路上看到的一幕：便利店玻璃门上，那张复印版的地图，右下角被蓝色圆珠笔歪歪扭扭重新签上去的“满”字。她画得很慢，把玻璃的反光、复印纸的毛边、圆珠笔在光滑玻璃上留下的断续笔迹，一笔一笔画下来。画完最后一笔，她盯着那个歪歪扭扭的“满”字看了很久。不是她写的。是别人写的。
她忽然明白了什么。
那天晚上她在那张画底下写了一行字：我的名字不是我的。是她们的。
在城市的缝隙里完成的。大桥下的水泥墩上，二十四小时快餐店的塑料桌上，菜市场收摊后的空台面上。她没再租房子。没钱，也没必要了。她的新“工作室”，是整个城市。
第一个看见这些新画的，是当初那个来找“治愈灯光”的失恋女孩，大家都叫她小鹿。
那天深夜，小鹿在论坛上刷到一张手机翻拍的图片。画面是发布会的广告牌，印着小满的便利店图，右下角被红笔粗暴地圈了出来，旁边写着两个大字：我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他们卖的东西，是我替你们画的心。马大壮说这是“集体项目”。他不是集体。他是偷。
小鹿认出了那张画的风格。不是通过签名，签名早就被抹掉了，是那种鹅黄色的光晕，那种包裹着孤独的温度。她去过那个便利店，在那里哭过一整夜。她知道那个画便利店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做礼盒的公司。
她开始疯狂搜索所有带“深城记忆”和“情绪地图”关键词的帖子。然后她找到了另外一些东西，在一些小论坛的角落里，有人匿名上传了小满的新画，那些在桥底下、快餐店里画的愤怒的、带字的画。没有标签，没有说明，但小鹿一看就知道是谁画的。
“有人在偷她的东西。”小鹿对身边的阿静说。阿静就是那个戴手链的女孩。
“我知道。”阿静盯着屏幕。
“那我们要干什么？”
阿静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我们要帮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