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意为：天地是万物的客舍，百代是古往今来时间的过客。
这两句话出自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全文原意是抒发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和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不过开头两句用来诠释“历史”的意义，可谓恰如其分、妙不可言。
“历史”不正是这百代之菁华、万物之精髓吗？多少风流人物，多少欢语悲歌，引人无限追思。人生寿数不过百年，相比漫长的历史长河恰似白驹过隙，如要抚今追昔、畅游史海，文字记录和实物例证缺一不可。
文字记录固然重要，却会因信息资料的来源不同，影响记录结果的真实性，即使记录人通过考证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的原貌，也难免受到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
同样，没有文字记录，只靠出土的实物遗存也无法把历史线索串联起来，强行串联很容易陷入编造故事的误区。
所以两者互相印证、相辅相成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考古学应运而生。
现代考古学起源于欧洲，欧洲具有古典学和古物学研究的传统。文艺复兴时，欧洲人对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强烈向往，纷纷仿效古罗马的艺术与建筑。在模仿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除了古文献外，残存的古代器物更能证明古典文明的辉煌。
教皇保罗二世和亚历山大六世等人开启了收藏之风，他们指示和资助贵族及神职人员对古代器物（当时统称为“艺术品”）进行系统性搜集、修复和研究（主要目的是敛财，但起到了保护文物的作用），并颁布了保护国内古建的法令。
在他们的带动下，达官贵族纷纷仿效进行私人收藏，甚至出现了私人发掘（这种行为与各国法律相抵触）。
古物爱好者（私人收藏家）自称“艺术爱好者”，他们客观上推动了艺术史的发展，后来艺术史成为古典学的一个分支。“艺术爱好者”们开始只是对古代建筑和器物的研究，逐步扩展到了物质文化领域，越来越多的发现超越了当时文献所能覆盖的范畴。
不过对古物的痴迷以及对远古文明的崇拜，一度让考古学者陷入了迷茫，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古物学始终无法突破瓶颈。
因为在梳理清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辉煌历史后，欧洲古物学界普遍得出了“人类历史退化史论”，认为黑暗的中世纪使西方世界的文明程度大幅度倒退，而文艺复兴所能做的只是对古代文明的“再生”和“复兴”。
这个时期的西方古物学家普遍缺乏自信，而基督教的末世论又与退化史观立场相符合，从而赋予宗教在文化方面更强有力的约束力，导致众多的古物学家不敢对其提出挑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期。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兴起后削弱了宗教力量，使宗教不得不进行世俗化改造，从而大大放松了对民众的思想束缚。
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启蒙运动激励下，人们对本国历史的兴趣大为增加，为了宣扬本国历史文化，增加国民自豪感与认同感，该时期的古物学家对古物收藏和遗址发掘有强烈的现实目的和迫切需要，欧洲古物学家终于走出低潮，最终将古物学发展成为现代考古学。
考古学需要考古学家去发掘墓葬和遗址，但西方世界（含阿拉伯地区）因为宗教原因和殡葬习惯（薄葬，发掘价值低），缺乏生成盗墓行业的土壤。
于是亢奋的西方考古学者就将足迹踏遍非洲、亚洲、南美及欧洲边远地区进行挖掘，同时避开本国法律的处罚。这一时期的西方考古活动基本等同于盗墓，大量具有很高价值的古迹、遗址和大型陵墓被破坏，历史文物被掠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非法手段进行的。
这种考古（盗墓）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建立新秩序后才逐渐停止（两次世界大战中，均有侵略国政府组织的大型国家盗墓行为）。
这些考古（盗墓）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欧洲各国博物馆的藏品，也创造出很多欧洲私人收藏家。现在西方国家博物馆中拥有的大量海外藏品，其主要来源就是盗墓，其次才是战争掠夺。
外国很多文学或影视作品也从侧面反应了这段历史和国外考古（盗墓）文化：《木乃伊》（埃及/中国）、《夺宝奇兵》（埃及/北美/中东/南美）、《古墓丽影》（西伯利亚/南美/异域）。
比起欧美的盗墓行为，中国的盗墓显得更高大尚些，盗墓在古代中国是外八行之一，又称“倒斗”，在古代不但是门行当（当然是偏门），还有自己的传承体系和技术流派。
“摸金、发丘、搬山、卸岭”（《鬼吹灯》）四大倒斗门派，至少几亿中国人能说上来吧？“老九门”（《盗墓笔记》）也有很多人耳熟能详吧？
如今“盗墓”这门老行当借着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成为当下最大的IP之一，充分说明国人对盗墓的兴趣远比考古要浓厚很多！
中国“盗墓文化”的兴起，有其必然性。
一、中国古代的风水学、家族祖坟制和皇家陵园等丧葬传统为盗墓贼寻找目标提供了极大便利，而厚葬制度又为盗墓贼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二、中国古代文人执着于金石学的研究，不断丰富古董文物的鉴定技术，为评估奇珍异宝的市场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长盛不衰的典当制度和士族富商的收藏习惯为销赃提供了空间，而敬献贿赂、馈赠交换、珠宝买卖等行为为赃物流动提供了渠道；
四、战时应急暴露出墓葬中的无限商机。三国曹操（盗墓鼻祖/摸金校尉）、五代十国朱温温韬、伪齐皇帝刘豫、民国孙殿英等人通过盗墓获取大量财富，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五、盗墓成为专门的行当传承数千年，有专门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配套的产销体系，巨大的利益始终驱动着行业发展；
六、中国古代缺乏对墓葬、古迹的保护机制；缺乏对盗墓行为的惩处，历代《刑法》虽将盗墓行为定为重罪，但是刑侦手段缺乏、利益干涉过多，惩戒效果微乎其微，无法起到震慑作用。
中国“考古学”没有发展起来，也有其必然性。
一、成熟的信史体系和天朝大国思想，让学者丧失了研究、宣传本国历史文化的强烈兴趣和动力，自然没有人会想到用实物去印证文字记录；
二、儒家文化相对落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虽有“格物”之名，却鲜有“研究”之实；
三、金石学历史悠久，但从北宋直到清末，金石学一直处于静态，没能够从原始的古物价值研究中摆脱出来；
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中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里自给自足，国民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无动力也无意愿推动考古学的发展；
而欧洲殖民活动使得欧洲人视野拓展到全世界，可以比较不同地区的远古遗存和生物地理，从而大大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欧洲人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理念，考古学也进入了中国。外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在中国境内开展了大量的考古活动，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开始培养自己的考古学人才，逐渐形成为一门拥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
时至今日，中国的考古学依然属于人文学的领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考古学历来被视为人类学学科（部分国家划归艺术史），这是西方在打破宗教束缚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深刻地反映到考古学上，并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方考古学在长时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多学科相互交叉合作的特点，例如民族考古学、聚落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公众考古学等等；而中国的考古学基本理论和发掘方法、工作原则都来自于西方，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体系。
在技术层面，西方世界考古活动中应用了大量最新科技成果，并取得了重大的作用，比如碳十四测年、金相分析、遥感测绘、3D复原等先进技术。
在经费支持方面，西方国家经济发达，有丰富的资源条件（国家专项资金、各大媒体机构、各类自然科学/考古基金会）支持众多考古学家的工作。
目前中国考古界无论经费还是科技水平都要落后于西方，所以中国的考古事业至少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厚积薄发、迎头赶上。
作为历史领域的自媒体人，努力写好历史相关的文章，哪怕多引起一个人对历史的兴趣，也算为中国历史的文化传播尽一份绵薄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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