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是，看似神性的生活却是最世俗的，而看似世俗的生活却是最神性的。
西方神学正统不讲人与上帝合一，只有人去皈依上帝，上帝全知全能，甚至不可认知而只能信仰。
中国则是，天也要讲道理，天也得听老百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甚至人可废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等。因为，天道即人道，而且天道来自人道。
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世界，西方是两个世界，所以只有中国才有“天人合一”；而不同于西方的“神人异质”，不同于希腊与希伯来的理式与现实、天堂与俗世、灵魂与肉体的截然两分，前者为本源、真理和道路，后者只是模仿、堕落和罪恶。
中国巫史传统没有这种两分观念，才可能发展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它追求中庸与度，讲求礼仁并举、阴阳一体、儒法互用、儒道互补、情理和谐，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上帝至上、理性至上。
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董仲舒，“人，天心也” 。
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
中国始终没有形成那种开天辟地的绝对神、至上神。
墨子骂儒家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
安乐哲（Roger T.Ames）《孙子兵法》一书也指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两个世界，中国是一个世界。
拿哲学来说，西方从希腊哲学到海德格尔，Being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最重要的了，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但是到现在为止，中文还不能很好地翻译Being这个词。有人翻译成“存在”，有人说应该翻译成“是”，学术界始终有争议。
为什么？对中国哲学来说，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特别重要，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并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最高本源的“真实”世界的“存在”（Being）。相反，中国人是讲究Becoming，讲究生生不已，《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这个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就是真实的、重要的、本源的，所以讲change，不讲Being。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在柏拉图的对话里，“美”不是一个美的姑娘，也不是一个美的盘子，它是美本身。What is beauty，什么“是”什么，中国人好像讲得比较少，而总是讲How to，How to do，干什么，怎么做。
就像孔夫子在《论语》里面讲“仁”讲得很多，讲了一百多次，但是仁是什么，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定义，总是这样做算仁，那样做算仁。
这些特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
在我看，就跟中国这个“巫”的传统大有关系。
巫这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我（李泽厚，下同）自己研究得很不够，学术界好像也研究得不够。
这个非常重要，却被忽略掉的问题与中国整个文化、中国整个哲学的特征，很有关系，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巫这个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这种活动在当时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几万年了。巫从那时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在原始巫术活动中，培养发展出饱含理智因素（认知、理解、想象）的情感，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构成后世讲求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的文化心理结构。巫术舞蹈是最早的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活动。
这样的活动有什么特点呢？宗教与巫术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巫术是强迫对象来为人服务。中国称之为呼风唤雨，通过人的活动，使各种东西为人所支配，而不是单方面的求拜。
以此相联系的一点是，巫术里有神，但这个神是在活动中间、过程中间出现，跳着跳着就降神了。
神明是在过程中出现，而不是一个什么固定的、很明晰的神明坐在那里等着人去求，神是在过程中来的。
巫、礼的神圣性都是在过程中、在活动中出现的。
在西方，巫术里有关认识世界的方面、技术的方面，包括那些高难的动作，变成了技艺和科学。而情感性的就发展为宗教，用宗教替代了巫术，后来在大传统和精英文化里就没有巫术存在了，小传统里的巫婆也被基督教所严禁。
而在中国，我以为，巫在大小传统里都保留下来了，小传统便是今天还有的巫婆神汉，大传统就是通过祭祀祖先的仪式慢慢变成精英文化的“礼仪”。礼教成了中国大传统中的“宗教”，正因为它，中国人（汉族）就没有产生，也没有普遍接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为什么呢？因为神就在“礼仪”当中，严格履行礼仪就是敬拜神明，因此也就不需要别的神明主宰了。
总之，“巫”通由“礼”，性存而体匿，巫术活动的仪典形式不见了，但巫的特征、性格、实质却长久地保存下来了。
中国礼教是由巫君合一而来的伦理、宗教和政治“三合一”，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
王既掌握了王权又掌握了最高的神权，我以为这是使得中国的巫术直接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是首巫”，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周公“制礼作乐”。
各种古籍都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
章学诚有句名言，集大成者是周公，不是孔子。孔子一生也就是学周公，维护周礼。
“礼”的三特点。第一点，礼者，履也。就是礼的实践性。第二点，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礼”有神圣性，正因为它非常神圣，所以必须遵守、不可违背。“礼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天经地义，是天地给人规定的。
许多学者讲，宗教与世俗的很大区别就是，那个是超乎经验的世界，这个是经验的世界。而中国恰恰不是这样，中国是将这两个世界合在一起，神就在这个世界也包括在人间的“礼”中，人间的礼仪就是神明的旨意，人与神同在一个世界，所以“礼教”成了中国的“宗教”。
中国人讲超脱不讲超越。
正因为没有很明确的另一个世界，中国传统也就很难谈什么“超越”，因为没有另一个世界，人又能“超越”到哪里去呢？
有诗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言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中国人喜欢讲的是这种回归自然却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中的心境超脱，而不是舍弃身体追求灵魂离开肉体到另一个世界的超越，也就是说，中国人讲超脱不讲超越。
中国人崇拜的“天地国亲师”都是相当有现实感的对象，即使是无声无臭的天意、天命，仍然不是发号施令、全知全能的主宰神。
中国人讲“阴阳不测之谓神”，是说神明在活动中、行走中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理解的人格神（personal God）。
也是在周初，中国讲“德”，道德的德。
“德” 最初也是在巫的活动中出现的一种魔力，magic force、magic power，后来变成王的行为、能耐、力量，最后才变成内心的道德。
Magic force、magic power变成magic moral、magic character，原来所指巫术活动的力量，变成了一种道德、品格，这是一种带有魔力的心灵：
有德的王是圣王，圣（聖）字从耳，因为神明看不见，只能被听到；
“圣人之大宝曰位”，上天、通神的圣必须有王的位势，所以后人把王位看作神器，这都体现出巫君合一的特点。
徐复观，“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
牟宗三，“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仿佛在敬的过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我们主体愈得肯定。”
李泽厚，“徐先生和牟先生用‘敬’来解释中国哲学的特征，而我恰恰要问这些特征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是从巫术来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特点与西方的特点不同，不仅是哲学特点的不同，也包括宗教特点、文化特点的不同，它们来自巫术的理性化，来自巫术没有被宗教所驱逐，而变成了礼制的精神，即中国的‘宗教’，即‘礼教’‘名教’。”
中国的特点是，天大，人也不小。
《老子》里讲，“天大地大王亦大”。西方不是这样，上帝极大，人很渺小。
中国的“敬”不是寄托在崇拜对象上，一切依靠上帝，而是放大自己的主体力量，通过自己的活动使神明出来。
为什么？哪里来的？巫术里来的。
“礼”在履践中的神圣性，体现了“天道”“天命”出现在自己（个体）行为活动中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也就是两位先生讲的“主体”“自我肯定”的“积极性”。
这就是巫的理性化。
从内在心理方面说，“德”“敬”作为主观心理状态都与“巫”有关，是由“巫”演变即理性化之后的产物。
它们把巫术中有关“爱”的迷狂情感和神秘魔力理性化了，成了世俗化和人际化的道德、品格、心理。
所谓“理性化”也就是将理知、认识、了解等各种理性因素渗入、融合在原始迷狂情绪之中，并控制、主宰这种迷狂，成为对人们（首先是首领、巫君）的行为、心理、品格的要求和规范。
又以超出或超越理性的方式去获得真理、感受生命、“体知”天意（或天命、天道）。
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这里重要的恰恰是将原始巫术的上天、通神的特色，转化性的创造为对世间人际的一种饱含情感而又理性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即对所谓天命、天道、天理、天意的承担。
正如巫的上天、通神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求雨、救灾一样，儒家的“内圣”也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外王”。
孔子所说高于“仁”的“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巫的上天、通神的个体能耐已变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情理结构，巫师的神秘已变为“礼-仁”的神圣。
这神圣不在所崇拜的对象，而就在自己现实生活的行为活动、情理机构中，这才是要点所在。
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巫史传统承续下来的，就是这种理性化而又饱含情感的情理结构：
一方面是超脱世俗、回归自然，上下与天地同流，
另一方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而言之，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原始巫术的外在理性化，孔子“归礼于仁”则是承继周初的“敬”“德”而将之内在理性化了。
这也就是“由巫到礼”“由礼到仁”，即巫的内外理性化的中国传统。
“远古巫史文化使中国未能发展出独立的宗教和独立的政治，而形成以具有神圣巫术—宗教品格性能的礼制（亦即氏族父家长制下的伦理血缘关系和秩序）为基础的伦理、宗教、政治三合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伦常、政治均笼罩和渗透在神圣的宗教情感之下。由畏（殷）而敬（周）而爱（孔子），这种培育着理性化的情感成为儒学的主要特征。它不断发展并普泛化为宇宙规律（汉儒：‘仁，天心也。’）和道德律令（宋儒：‘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情感（仁、爱）成了‘天心’‘天理的本体所在。无论是‘儒道互补’’或‘儒法互用’，不管是‘内圣’或‘外王’，这一本体或特征始终是其内在的魂灵。所以，不是天本体、气本体、心本体、性本体，而是‘情本体’才是儒学要点所在。”（《论语今读》3.4）
“易经本卜筮之书，却蕴含、讲说着好些历史史实和经验故事，功能又仍在使人去影响客体、作用对象，主观选择性、能动性甚强，并不同于匍伏、祈祷、自甘受制于对象的宗教崇拜。这是了解中华文化的要点，也是我强调‘一个世界’‘情本体’‘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的历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