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赧王元年，《资治通鉴》记载了三件大事。
第一，秦国攻打义渠，夺取了25座城池。
第二，魏国再次背弃连横盟约，秦国因此再次出兵进攻，攻占了曲沃，并允许当地百姓回国。秦国还顺势在暗门击败了韩国，韩国被迫求和，将太子仓送到秦国做人质。
第三，齐宣王去世，齐湣王继位。这里需要澄清齐宣王的死因。第一集曾提到，司马迁在编写齐国历史时出现了错误，司马光照抄时也跟着错了一大段。实际上，此时齐宣王还在世，并且会继续执政15年，直到周赧王十四年（公元前301年）才去世，齐湣王也是在那一年才继位。
秦国攻打义渠，是一次合情合理的报复。当初公孙衍搞合纵，准备联合各国伐秦时，暗示义渠首领起兵。义渠趁五国伐秦之机袭击秦国，捡了不少便宜。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自然让人痛恨。所以秦国安顿好东面的主战场后，回头痛打义渠。
早在13年前的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327年），秦国就曾攻打过义渠，并将占领区纳入县制。同年，秦国还把刚从魏国手里抢来的焦邑和曲沃归还给魏国。这应该是张仪为了建立连横关系，对魏国采取的半打半哄策略。时隔13年，义渠再次与曲沃同框，秦国教训完义渠后，又一次攻占了曲沃。
这次攻占曲沃，主帅依然是樗里子，打法还是张仪风格的克制策略：只抢地盘，不杀人。曲沃的百姓可以自行回归祖国，秦国既不阻拦，也不要人头。但为什么还要开战呢？原因在于魏襄王反悔了，不再与秦国维持连横关系，又回到了合纵阵营。看来，公孙衍去了韩国后，依然坚持合纵理念，确实把合纵关系恢复到了相当程度。
在秦国看来，魏国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当然要受到惩罚。至于韩国，也是“记吃不记打”，所以秦国又教训了韩国一顿。其实，秦国的军事策略原本是“教训型”的：小兄弟不听话就打两下手板，打完大家还是一家人。结果这次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意料——对魏国只是打了手板，但对韩国，打手板却变成了动刀。韩国损失惨重，只好把太子送到秦国当人质。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资治通鉴》没有详细记载，但《史记》和《战国策》都有详细描述。可能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而且故事性太强，太像虚构的，所以司马光果断删掉了。
根据《史记》的记载，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317年）的脩鱼之战，那是五国合纵的惨淡收场。秦国由樗里子担任主将，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击战。联军溃败，韩国军队首当其冲，秦军斩首八万人，还俘虏了韩国大将䱸和申差。
韩国慌了，公仲向韩宣惠王献策，认为盟国靠不住，不如向秦国求和。秦国一直想对付楚国，因此韩国可以通过张仪的关系，割让一座大城市向秦国求和，然后派兵协同秦国南下伐楚。这就是“以一易二”之计。
所谓“以一易二”，简单说就是用一个换两个：交出去的“一”是韩国的一座大城市，换来的“二”，一是秦国不再攻打韩国，二是韩国能和秦国一起从楚国捞取好处，相当于堤内损失堤外补。
如果你足够细心，会发现时间线上有疑点。脩鱼之战发生在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317年），而岸门之战发生在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两者相隔三年，跨度太大，显然不合理。因此，合理推测是岸门之战与脩鱼之战其实无关。
脩鱼之战后，原本在张仪的斡旋下，世界格局由合纵转为连横。没想到公孙衍后来又把合纵搞了起来。秦国于是发动惩罚性打击，先收拾魏国攻下曲沃，再腾出手来对付韩国。韩国这才慌了，重新思考自己的路线，于是有了公仲的“以一易二”之计。
以今天的眼光看，公仲这不就是卖国贼吗？但在战国时期，无论土地还是财富，都可以作为筹码。列国疆域从未固定过，所以割地这种方案完全可以公开讨论。
问题在于，按理说合纵阵营再次形成，韩国受到秦国威胁，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向合纵盟国求援，共同对抗秦国。可韩国还没开打就先怯战，主动割地求和，这就取决于公仲的政治立场了。
公仲在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曾有一次亮相。当时韩宣惠王想同时任命公仲和公叔为国家总理，向缪留征求意见。缪留极力反对，因为公仲主张连横，公叔主张合纵，两人的政见根本对立。也就是说，公仲是韩国政坛的连横派，只要有机会，自然会劝韩宣惠王放弃合纵去搞连横。只有连横搞成了，他才能压公叔一头。
至于“以一益二”之计，怎么看都是用国家的命运去赌个人前途。割让那座城市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而换来的两个好处能否实现还很难说。秦国可能得寸进尺，拿到一座城市后还想要第二座；也可能秦国愿意讲和，并和韩国一起伐楚，但如果从楚国那里得不到好处，韩国自然也分不到利益。
更有可能的是，联合伐楚的提议只是个幌子。以后是否真的要联合出兵，出兵后是否真的伐楚，伐楚后能否获得好处，这些都说不准。但如果不提联合伐楚的好处，“以一益二”之计就成了赤裸裸的割地求和，面子上说不过去。站在韩宣惠王的角度，即使他心里明白联合伐楚并不靠谱，也乐于把这个方案当真听，以免太丢脸、太尴尬。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周赧王元年的三件大事，如同三面棱镜，折射出战国中期列国博弈的复杂与残酷。秦国以“报复”为名收拾义渠，用“惩戒”之策敲打魏、韩，每一步都紧扣战略利益；而齐国继位记载的误差，又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一层需要理清的迷雾。
秦国对义渠的进攻，是对昔日“趁火打劫”的回应——当年五国伐秦，义渠趁机突袭获利，如今秦国腾出手来，便以夺取25城的强势姿态讨还旧账。这并非秦与义渠的首次交锋，13年前秦国就曾将其部分领土设县，此次出击更像是对边境隐患的彻底清除。对魏、韩的行动，则是对“盟约背叛”的惩罚：魏国背弃连横，秦国主帅樗里子延续张仪“占地不屠民”的策略，攻占曲沃后放百姓归国，留有余地；韩国倒向合纵，却遭遇更重打击，最终只能送太子入秦为质。从“打手板”到“动刀”的差异，体现了秦国对不同对手的策略考量。
韩国的妥协，与大臣公仲的“以一易二”之计密切相关。割一座大城换秦国停火、联秦伐楚分利，看似“堤内损失堤外补”，实则是连横派的政治选择——公仲本就与主张合纵的公叔对立，推动连横既能缓解国难，也能巩固自身权位。只是这一方案风险重重：割地是实损，联秦伐楚的收益却充满未知，不过是韩宣惠王为避免“割地求和”的尴尬，不得不接纳的“体面说辞”。
至于齐国，《资治通鉴》记载的“齐宣王去世、齐湣王继位”，实际上是沿用了司马迁的纪年误差。真实历史里，齐宣王此时仍在位，15年后才去世，齐湣王也于彼时继位。这一细节的澄清，更提醒我们研读历史时需多源互证，警惕文献中的疏漏。
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勾勒出战国的生存法则：盟约随时可破，利益才是永恒；疆域没有定数，割地与征战都是博弈手段；而大臣的政见立场，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扭转国家的走向。每一次出兵、每一次妥协、每一个计谋，都在推动着天下走向统一的最终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