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黎
疫情肆虐期间，身处武汉的作家方方，其日复一日的日记，瞬间爆红，化为万众瞩目的一道风景。
日记很深刻吗？不深刻。只是浮光掠影地平面抓拍，而不是鞭辟入里地深度透析。
很全面吗？不全面。仅为一鳞半爪，而非上下左右地面面俱到。
很丰满吗？不丰满。仅为枝条的细微末节，而非树木的整体风貌。
揭示了什么秘闻吗？没有。
她之所讲，自媒体早已沸沸扬扬。揭示了什么真相吗？也没有，
她之所言，并不新鲜，皆为人所共知的旧闻。
也就是说，她笔下之陈述，凡正常人，只要设身处地想象和感同身受地体会，都能预判得到。
换句话说，她的日记，尚且止步于常识的范畴，距离思想的领域还很遥远。
那么，她的日记为何会引发如此热烈地回响？
依我之分析，原因无非有三：一，她是在说人话，而不是在打官腔。人话，就是家常话，随意，亲和，没有套路和模板，不正襟危坐，不故弄玄虚，亦不居高临下。
二是她唇舌之所言，正是大多数人心中之所想。也就是说，她说的事实和道理，与受众心中所想的欲说的，有其高度的重合性，因此才点燃公众共鸣的激情。
三，众多写作者都以权衡利弊的精明，或缄默不语，或加入了另一种合唱，唯独她还在执拗地坚守于一己的独唱，于是她的话语，就成了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成了那些厌恶虚假渴望真实者唯一可以依偎的精神呼吸机。无数憋闷的人，怀揣一肚子的怨愤，却找不到发泄的通道，于是纷纷朝她的日记聚拢而来，并借用她的文字，来排遣自己的情绪，抒发自己的心声。
方方的日记，并非那么地口无遮拦，而是欲言又止的，是浅尝辄止的，甚至是在沿着一条既定的轨道亦步亦趋：天气，医生朋友的说法，邻人或朋友的视频，对已公开的某个事件和甚觉荒唐的某种现象的评述等，依序排列，而又蜻蜓点水，未敢在某一个焦点上多加停留，更不敢对其过多地纠缠与深究。其基调是平缓的，清浅的，又是郁闷的、幽怨的、焦虑的、忧伤的和悲愤的。
方方尽管置身疫情肆虐的中心地带武汉，但就其受害的轻重而论，她还未深陷悲剧的漩涡。
和武汉绝大多数市民一样，她只是被禁足，被惊吓，既无衣食住行之忧虑，又无失却至亲至爱之痛楚。对于那些绝门绝户的家庭，对于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对于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她不过是一个具有同情心与同理心的路人甲而已。
真正的苦难者，眼泪已经流干却听不到他们的哭声，内心鲜血淋漓却看不见他们的哀嚎。他们的表情，被亢奋的口号声所遮蔽。
作为旁观者的方方，心有戚戚而不忍，于是就以打抱不平的姿态，替他们呻吟几声，抱怨几句，甚至不乏勇敢又不乏小心翼翼地略微揭开他们面纱和衣襟的一角，将他们的泪痕和伤口，展示给世人过目，仅此而已。但奇异的是，她却已成为无数口炮的箭靶，遭到一阵阵口诛笔伐的炮轰。
炮轰方方者，已不能容忍死灰里有一粒火星，不能容忍吹拉弹唱的合奏中有一支游离之外的独奏的笛子。他们，在一种“正确”的话语体系里浸泡日久，已被“正确”同化，脑子俨然已硬化成了板结的钢筋水泥，连人之常情都可以罔顾，连极其私人化的日记之所写，都要横加讨伐和干涉。
灾难中的伤痛不该被记录吗？灾难中的悲苦不该被言说吗？灾难中的胡作非为不该被追问吗？如果不能，作家的存在又有何必要？站在大海浅滩的方方，根本就不敢涉足深水区，仅是撩拨了几下水花，替那些家破人亡的冤魂和他们苟活的家人，发了几句鸿毛般轻浅的牢骚，何错何辜？
面对灾难，作家应该抱持怎样的站位，应该以怎样的角度来书写，这样的问题，本来是一池清水，答案明晰无误，却硬是被那些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搅局者，搅和成了一滩浑水，及至于成为一道即使探讨也探讨不清的悬疑。
就这等话题，在千年之前，杜甫老先生就用他不朽的“三吏三别”，为后人做过示范，可惜太多的后人至今还要对其浪费唾沫地争论不休。
在“车辚辚马萧萧”征战声中，杜老先生没有被壮士奔赴疆场的豪迈迷惑眼睛，没有歌咏战争的波澜壮阔和勇士的骁勇善战，而是把聚焦的目光，对准了咸阳桥上妻儿离别夫妻分手时撕心裂肺的哀恸。
他是饱蘸着血泪写作的，其笔下的每一个字词，都仿佛在呻吟，在控诉。他哀叹于连绵的战事，强加给苦民超重的负担；他忧患于沉重的徭役，造成草民生活的苦不堪言……杜甫，在当下的语境里，无疑属于离经叛道之类，但谁又敢说他不是伟大的爱国者呢？不体恤小民的冷暖，不体察民众的饥饱，却夸夸其谈于自己是何等地爱国，不觉得很荒诞吗？这样的爱国，是无头之帽，是无脚之鞋，是虚伪的，是虚妄的，更是冷血的。
就方方日记表达的内容，只是一个生理和心理皆健全的人，再正常不过的精神反应而已，谈不上出格，更无涉于别有用心。但在沙漠里，一根绿草就是卓越的存在；在无栋木的荒野，一株竹子也足以让人惊喜不已……方方就这样在稀里糊涂间，像随波逐流的贝壳一样，被推进贴有英雄标签的煎油锅，成为孤独的英雄。
方方这样一位柔弱的女性，成为孤独的英雄；她闪烁其辞的日记，成为振聋发聩的稀有声音，注解的，是全民侏儒化的实情，绝非什么荣光之事。
美容师有美容师的职责，解剖师有解剖师的职责，七十二行，各不相扰，又各有其责。
作为个体化劳动者的作家，就应该关注生命的沉浮，关注人性的黑白，关注个体的命运，关注渺小的人在强大的现实中的困惑和困境、爱恨和离合，而不是陷入某一种宏大叙事的体系之中掘金捞银并自鸣得意。
任何一个貌似宏大的历史叙事，无不像隆隆开过的压路机，将无数的蝼蚁碾得粉身碎骨。而蝼蚁，就是现实中的你我，以及你我的兄弟姐妹。
在石头与鸡蛋的相碰中，作家就应站在鸡蛋的一旁。作家，不是压路机的同伙，而是照亮蝼蚁和草芥的夜灯。关注蝼蚁，关注草芥，关注那些不幸者的不幸，替他们发声，为他们代言，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唯有如此，作家才能与良知同行，与道义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