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看到了《镜与灯》第一章的关于模仿说与镜子说，有感而发。
最早提出模仿说的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床的理论：“床喻”，提出艺术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例如现实生活中的床，本身就是对“床”的理式的一个模仿。工匠在打造出床之前，脑中已经有了“床”这样一个概念，只是在打造一个床的时候，按照自己脑中的一个映像或一个概念，制造出现实生活中的床。而画家则是画出现实生活中的床，是对现实中的床的模仿，所以柏拉图认为艺术就是对现实的模仿。
他在阐述时建构了三个世界：
一、理念世界
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当说到“床”的时候，每个人脑海中出现的关于床的认知，它属于一种理念。
二、现实世界
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不同的工匠对于床有共同的理念，但打造出点床有优有劣，这是个模仿能力的问题。
三、艺术世界
是模仿的模仿。在柏拉图的认知观念中，艺术的地位非常低，是“影子的影子”他认为理念世界才是最高级的存在。所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人永远是跟随在现实生活的后面，诗人的地位是极低的，他不可能对现实社会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
柏拉图观点的独创性在于提出了二元的“原本”与“摹本”两个概念。
后来人认为柏拉图观点的局限性是忽略了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并且默认了艺术只是对表象的一种模仿。
第二个与模仿说有关的著名人物，也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现实生活是个别与一般的结合，是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他在《诗学》中提出“诗比历史更真实”。(当然，亚里士多德这里所提到的“诗”，是一种定义更为宽泛的诗，甚至可以理解为世界上的一切艺术。)，他认为“诗”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历史是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说明“诗”呈现的是本质性的，规律性的东西，而历史呈现的是个别性的，特殊性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观点基础上的推进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不仅是对表象的模仿，同时是对世界的本质的模仿。
“镜子说”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为达芬奇。艺术就是一面镜子。文学用语言影射自然。即艺术就是对现实完完全全的反映。因此艺术的水平与模仿的准确度成正比。（“真理符合论”）
达芬奇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科学理性精神极为强烈，所以当时人们在艺术上也追求这样一个目标。
在我们当今一个以科技发展为主流的信息时代，在很多资料铺天盖地的时代，是否我们就能从中窥见更为真实的世界?我认为不是，甚至是因为这些“所谓客观”的信息，让世界更加具有欺骗性。
就从镜子来说，是否从镜子中看见的就是真实的自己?很多人有这样的感慨，从镜子中看到的自己是一天一个样。每天的天气不同，导致镜中光影效果不同；每天的心情不同，看的自己也不同；同时，照镜子时的刻意的表情，与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又是不同。
而有时正是这些“所谓真实”，才更具有欺骗性，例如一些标榜“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剧作品，这样的作品往往能带动观众情绪，但观众没有想到其背后的创作一定是带有导演的自助发挥的内容在里面的。包括以真实号称的纪录片，其背后一定会受到创作群体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当我们试图摸清现实社会的本质时，大多数时候从调查数据，从一些看似客观的影像资料来逐步分析，但这些证据是否就能够反应整体以及今后的趋势走向呢?我们知道，图片是能P的，但除开技术因素，图片本身存在一个框，也就是说它一定舍弃了框外的某些信息，同样无法具有说服力。包括数据，一串数据能够反映事实的真实度，需要考虑到其样本的选择，范围等诸多因素，也就是说，数据本就无法保证绝对的真实。
这些看似客观的，不带有丝毫观点的信息，看起来似乎就能反映真实了，但实际上还是会受传播者，环境，以及解读者的影响。信息足够多，足够具体，都无法保证传达到受众心智中能完全地真实。
亚里士多德的“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观点，让我想起一句曾看到的话：“人会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合理化”。由于一些已经发生的客观信息的存在，人们往往会相信其表面，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特殊性。
我们都知道艺术是带有主观性的，但往往是这些“带有主观性”的文艺作品，能够揭示社会的普遍性，例如鲁迅的作品。
“模仿说”与“镜子说”给我的最巨大的震撼是，我们所看到的客观的现实世界，也不过是环境赋予我们的意识形态，加上自己所带的偏见，按照自己的想法所集合而成的一面镜中世界而已。
而究竟什么是真实，这世界就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们都逃脱不了偏见，逃脱不了意识形态，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都在用行动模仿脑海中的理式的“世界”。那些所谓的世界观的颠覆，也不过是从一个梦境跳到另一个梦境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