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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在目前所见《经》、《传》和《国语》的记载中，关于齐国每战出兵信息的记载都相对匮乏，但“艾陵之战”（鲁哀十一、吴夫差十二、齐简一、前484）齐三军主将详细列明，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齐国书将中军，高无㔻将上军，宗楼将下军……（左传.哀公十一年）
刚刚即位的齐简公可能由于“未祥”或者年幼而没有亲临战场，国、高分别统帅中军和上军，下军则由担任“大宗伯”的宗楼（子阳）指挥。这里似乎和《国语》的记载有些分歧：
……士农之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
可见“中军之鼓”通常用来号令由国君直接指挥的中军，且《传》文记载中确实有不少齐国国君亲临战场指挥的记录。换句话说，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上，齐国国君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以一个强势形象存在，而鲜少为群臣所架空，这其实得益于“三官”与“三宰”两个系统的相互制衡。
不过由于齐景公在继承人问题上的不理性做法，导致安孺子、悼公、简公连续三世国君死于非命，使得这个体系迅速走向瓦解，主导权最终落入担任“大宰”的陈氏手中。当然简公元年的“艾陵之战”期间，由于国君无法统帅中军，仅仅有限度地调整了指挥结构，使得问题确实暂时得以通过备用方案解决。关于这个方案我们可以参考之前曾经多次提及的郑国在类似问题上采取的模式：
王夺郑伯政……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左传.桓公五年）
此为周、郑“繻葛之战”（鲁桓五、周桓十三、郑庄三十七、前707）时郑师的阵容，和齐国由齐侯、国、高分别指挥三军的模式类似，郑师在形式上也以国君郑伯、“当国”曼伯和“为政”祭仲分别指挥三军。但郑庄公所谓的指挥中军，其实是以另两位卿“大宗伯”原繁和位居六卿之末的高渠弥负责直接指挥。这一年郑国六卿格局如下：
而郑庄公亲自出战时的三军将、佐为：
此与管仲提出齐国的三军将、佐格局类似，所谓齐侯将中军，其实仍然是由排名第三、六位卿负责具体指挥，即“以中军奉公”，而由排名第一、二位的国、高分别以“国子之鼓”和“高子之鼓”指挥上、下两军，则对应着六卿中的“当国”和“为政”两个身份。
我们如果拿诸姬与齐“鞌之战”（鲁成二、齐顷十、晋景十一、前589）为例，那么当时齐顷公作为名义上的中军指挥者，具体操作则由没有留下名字的某位大宗伯与六卿之一。又如齐后庄公乘“栾盈之乱”而发动伐卫、晋的“朝歌之役”（鲁襄二十三、晋臧平八、齐后庄四、前550）中，齐侯名义上亲自指挥中军，而实际负责人当为某位不知名的大宗伯与两年前刚刚入卿的庆佐：
齐侯使庆佐为大夫，复讨公子牙之党，执公子买于句渎之丘……（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在齐国最标准的提法其实是“唯卿为大夫”，所以这里任命庆佐为大夫即使之入卿，则当时齐国六卿调整为：
如果该格局到了两年后的“朝歌之役”期间还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当时齐国三军的指挥体系当为：
即“大宗伯”与“大事”以中军奉齐侯，而国、高分别指挥两军，这才是管仲描绘三军之鼓的具体实操。
那么回到“艾陵之战”期间的齐三军指挥架构，问题在于国君并未出战，必须重新解决三军主将的排序问题，我们仍然来看郑国的例子：
……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左传.隐公五年）
此为郑败燕师的“北制之战”（鲁隐五、郑庄二十六、卫宣一、前718），此役郑国真正的“当国”曼伯与其弟子元并没有承担军行，而是暗中帅精锐从制出发击败燕师，而郑之“为政”祭仲、“大宗伯”原繁和司马泄驾则名义上统帅三军从正面牵制对手。这证明郑国的军行与卿序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而是根据需要灵活调整。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范例，即当国君不亲临战场指挥时，“大宗伯”很有可能独当一面单独统帅一军。
回到“艾陵之战”当中来，由于齐简公因故无法亲临战场指挥中军，因此国、高地位相应提升为中、上军，而原先负责代理国君指挥中军的“大宗伯”宗楼只好敬陪末座，位列国、高之后指挥下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