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54天《滕文公上 凡五章》5.3第一部分

原文阅读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曰：‘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字词注释

[1] 尔：语助词，无义。于：往。茅：取茅。

[2] 索：搓。绹（táo）：绳子。

[3] 亟（jí）：急，赶快。乘屋：登屋顶，指修理草房。

[4] 始：岁始，年初。以上引诗出自《诗经·豳风·七月》。

[5] 阳虎：即阳货，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与孔子同时。

[6] 五十而贡：传说夏代每户授田五十亩，每户上缴一定的收成作为地租。这与下文的“助”、“彻”，都是儒家传说的土地税法，在历史上未必实行过。

[7] 七十而助：传说中商代的井田制，把六百三十亩地划分为九区，每区七十亩，八户各受田一区，是为私田。中间一区为公田，由八户共同耕种，收成归公，不再从私田的收成中抽取地租。

[8] 百亩而彻：传说周代的井田制，把九百亩的地，分为井字形的九区，每区一百亩，八户各受田一区，是为私田。中间一百亩为公田，再分八区，由八户各耕种一区。则每户实际受田为一百一十余亩。每户从这一百一十余亩的收成中扣除十分之一，作为地租上缴。

[9] 彻：通，指通盘计算所受私田、公田的收成，作为征税的依据。

[10] 藉：指借力相助。

[11] 龙子：古代贤人。

[12] 挍（jiào）：同“校”，比较。

[13] 狼戾：狼籍。

[14] 盻盻（xì）然：勤苦不得休息的样子。

[15] 雨（yù）：下雨。引诗出自《诗经·小雅·大田》。

[16] 庠（xiánɡ）序学校：庠、序、校，都是乡里学校；学，国立学校。

[17] 射（yì）：通“绎”，陈列，指陈列人伦秩序以教导。

译文参考

滕文公问怎样治国。

孟子说：“老百姓的事情不能拖。《诗经》说：‘早晨去打草，晚上搓绳子。赶紧修茅屋，开春又要种庄稼。’老百姓的情况呀，就是有固定的产业便有坚定的心志，没有固定的产业便没有坚定的心志。假如没有坚定的心志，就会为非作歹，无所不为。等他们犯了罪，然后处罚他们，这叫陷害百姓。哪有仁德的人在位治国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来？所以英明的君王一定严肃而节俭，对下级有礼，向百姓征税有一定的制度。阳虎说：‘要致富就不能讲仁义，要讲仁义就不能致富。’

“夏代每户五十亩地，实行贡法；商代每户七十亩地，实行助法；周代每户一百亩地，实行彻法。其实质都是抽取十分之一税率的地租。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龙子说：‘地租中没有比助法更好，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贡法，是比较几年中的收成以确定一个平均数，作为每年收税的税额。如果年成好，粮食就多得满地狼籍，多收一些地租也不算暴虐，倒收得少；如果年成不好，收成还不够来年施肥的费用，地租却一定要收到满额。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却使老百姓累得惨兮兮，而且终年辛苦劳作，还不够养活父母，还得借高利贷来凑足地租，使老的小的抛尸露骨于山沟之中，这哪里是为民父母呢？做官的人有世袭的俸禄，滕国早就实行了。《诗经》说：‘下雨下到我公田，然后又到我私田。’只有借力助耕才谈得上‘公田’。由此看来，即使周代的制度其实质也还是助法。

“又设立庠、序、学、校来教导百姓。庠，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陈列的意思。乡里学校，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国立学校则三代都叫‘学’，都是使人明白伦理道德的。上面的人明白伦理道德，下面的平民百姓自然爱戴他们。如果有圣王出现，一定要来取法，这就成了圣王的师傅了。

“《诗经》说：‘周虽是古老的邦国，却有着新受的天命。’这说的是文王。您好好干吧，也来使您的国家面貌一新！”

核心内容解读

        战国时期滕国是小国，夹于齐、楚之间。滕文公试图通过改革增强国力，故向孟子求教治国之道。滕文公的核心诉求是探索小国在乱世中的发展路径。孟子通过回答滕文公“如何治国”的提问，系统阐述了其仁政思想的核心主张，涵盖经济、政治、教育等多方面。

      孟子开篇即强调农事为立国之本“民事不可缓”，引用《诗经》中描绘农人忙碌的句子“昼尔于茅，宵尔索绹”，说明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稳定的经济基础“恒产”是道德秩序“恒心”的前提。这与孔子“足食足兵”思想一脉相承，但更系统化。统治者必须优先保障百姓的生存需求，否则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易生乱象。稳定的财产，如土地，能让人安分守己，反之则会导致道德败坏“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若百姓因贫困犯罪而受罚，实则是统治者的失职“罔民”，仁政应以保障民产为前提。孟子引用鲁国权臣阳虎的话“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实为批判统治者聚敛财富而忽视民生。他强调“仁政”应重“散财于民”，如轻赋税、保民产，而非追求国库充盈。

      孟子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批判分析。夏代的“贡法”是按固定比例征税，丰年多征、荒年强征，导致农民破产，孟子斥之为“莫不善于贡”。  商周的“助法”是实行井田制，八家共耕公田“同养公田”，以劳役代替实物税，更灵活公平。 周代“彻法”按实际收成征税，“通盘核算”，兼具贡、助特点，但孟子认为其实际税率仍为“什一”。对比夏商周的税制， 孟子批判夏代的“贡法”（固定税额），推崇商周的“助法”（劳役地租）和“彻法”（实物地租）。他认为贡法在丰年多收、荒年强征，加重农民负担，而助法通过公田劳役更公平，体现“什一税”的合理征收原则，强调税收应根据年景浮动。

      在教育体系构建方面，孟子赞同设立“庠序学校”以教化百姓，强调“明人伦”的重要性。夏称“校”、商称“序”、周称“庠”，三代学校名称不同，但目标一致，核心功能包括养老、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终极目标是“明人伦”，通过孝悌仁义的教育教化民众，建立上下和谐的人伦秩序，从而巩固社会秩序，实现长治久安。 孟子还以周文王“旧邦新命”为例，鼓励滕文公力行仁政，革新国家，通过经济与教育的双重改革，实现“民富国强”。

      可以看到，孟子对滕文公的回答，系统化呈现了儒家仁政的完整框架：以经济保障“恒产”为基础，以轻赋税“助法”为手段，以伦理教育“庠序”为纽带，最终实现国家革新“其命维新”。  孟子主张通过保障民生、轻赋税、重教育实现“王道”的思想，既是对孔子“足食足兵”的继承，也为后世儒家“以民为本”的治理模式奠定基础。这一思想不仅针对战国乱局，也为后世提供了“民本治国”的经典范式。

背景知识介绍

履亩而税：为什么是中华国家转型的标志？

      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学过一个名词叫 “初税亩”，它说的是春秋时期发生在鲁国的一个财政事件。在中学历史课堂上，这样的历史事件可能一带而过。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以 “初税亩”为标志的事件不仅是财政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还是中国的国家发展阶段开始转型的标志；这样的财政收入形式变化并非一次就完成了，而是成为后世中华帝国财政追寻千年才实现的目标。

初税亩标志着从税人向税地的转型

    “初税亩”的大体内容是说，在过去，农民既要耕种 “公田”，又要耕种 “私田”，其中公田出产的粮食归国君，私田出产的粮食归农民自己。从经济性质上说，国君获得的公田粮食实际上是农民提供的劳役地租，当时的说法叫 “借民力以助耕公田”，在上一章我把它命名为 “税人”。可是到了后来，由开垦荒地形成的私田越来越多，而民众对于在公田上提供劳役则越来越抵制，干活越来越不卖力。于是，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国君宣布实行 “初税亩”，要求农民不管耕种的土地是公田还是私田，每家每户都要根据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 (区分等级)缴纳田税 (粮食)。实际上，不仅是在鲁国，在此前后其他诸侯国也大多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比如晋国的 “作爰田”、郑国的 “作丘赋”。

      在财政上，鲁国实行初税亩意味着每家每户都可以实际占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只需要按照土地面积纳税即可。在当时，按土地面积纳税被称为 “履亩而税”.“履”的意思是鞋子,“履亩”就是依靠跨步子丈量土地。在西周，宽1步、长100步为1亩 (古代左右脚交替前行一步为 “一步”，相当于现在的两步)，商鞅变法前后改为长240步为1亩，且1步为6尺。

    “履亩而税”的初税亩为什么这么重要，以至于我把它当作国家转型的标志呢?

在今人的想象中，土地是财富之母，农耕时代按土地面积征税(粮食)既合理又公平，所征即所出，而且财政负担还落到了有能力的人身上，田亩多者纳税也多。不过，如果你基于当时人的处境想象一下，履亩而税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它意味着必须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才能征税。可丈量土地，需要有高度的技术和复杂的管理。你想，要动员人力来跨步子丈量，要加以记录汇总，要管理土地档案并及时加以调整。在丈量的基础上，还要再由基层官吏根据档案中的土地面积计算税收、称量粮食。为此需要有大量的人员可以动用，要有非常复杂的官僚机构来具体操作，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国家统治权要能够深入社会之中。

      在西周初年，要执行 “履亩而税”，条件根本达不到。在那时，人口稀少而土地丰富，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散布的都是一些稀稀落落的人群聚居地。一方面，周天子不得不承认原来的一部分人群聚居地为 “诸侯国”，给原来的首领加以封号；另一方面，他又让自己的近亲近族向东方进行武装殖民，以新封诸侯的形式在交通及战略要地建立聚居地。因此，除了部分地区 (如王畿)外，绝大多数诸侯国都呈点状分布，由一座 (少数可能超过一座)城邑及其毗邻的土地构成。

在这样的诸侯国内，最初建立的是怎样的财政制度呢？传统的说法是 “井田制”。由诸侯或更低级贵族将可耕地分配给农民 (一夫授田百亩)，或者认可农民自己开垦的荒地，由此形成 “私田”。私田出产的粮食用来养活农民自家。再由八家农民集体共耕 “公田”百亩，其收获物以祭祀所用为名，上缴给诸侯贵族，形成财政收入。八块私田、一块公田，组成 “井”字形；四周为私田，中间为公田。不过今天的学者认为，由于山川、河流、地形等原因，很少有土地能够以井田形式来划分，因此井田制应该是对当时村社共同体共有共耕土地制度的一种反映。就是说，当时农业生产活动和村社内部事务由村社集体承担，村社成员还要集体为诸侯贵族无偿耕种部分土地 (即公田)，并上缴该土地上的收获物。除此之外，村社成员还要为建造公共工程或打仗，无偿提供力役或军役等。在“财政之眼”一章，我曾说过，这样的财政收入依托于人口而征收，因而称为 “税人”。

不过，在原来的基础上，人口慢慢得到繁衍，这就对耕地资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大量的人口纷纷涌向未曾开发的土地，开垦出许多不用承担财政义务的 “私田”。而且，此时铁器投入了使用，耕作技术、劳动技巧得到改进。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使用生产工具的努力程度。原先在公田上向领主提供劳役的集体耕作制度，日益显得落后，劳动者积极性不高。这一状况，在古代典籍中就是 “民不肯尽力于公田”。而在公田上集体劳动时不积极的农民，在给自家私田干活时却非常起劲(“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

在诸侯贵族们看来，封地内所有的土地都应该是自己的，都可以征税。可是在井田制度下，大量私田不用缴税，用来作为财政义务的公田，民众又不愿意好好耕种。于是类似于 “初税亩”的改革举措就是应有之义，呼之欲出了。他们宣布土地不再分公田与私田(“通公私”)，民众一律按土地出产以固定比例缴纳粮食。按照黄宗羲在 《明夷待访录》中的说法，上田出产按十分之一缴税，其他田地根据土地等级按递减比率缴税 (“相地而衰征”)，这就是 “税地”。可见,“初税亩”代表了财政收入形式从税人向税地的变化。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刘守刚，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