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特殊的文革时期，狮山屯，这个仅仅只有五百口人的自然屯，竟发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的悲剧。无缘无故被打死的就有三人，其中一位还是残疾人。如此残酷的环境，使得打打杀杀的不良风气蔓延开来，甚至严重影响到了孩子们。孩子们变得难以管教，对教育毫无敬畏之心。
屯里的小学生陆金荣竟用弹弓打廖桂平老师的头，更有甚者还将此恶劣行为戏称为“廖准”（壮语中“瞄准”之意，暗含对廖老师的嘲讽）。卖米粉的小贩刚一进村，小学生们便一哄而上，把他的米粉抢了就跑。当时，罗波镇教育组的部分成员如同坐直升飞机般地进行了不合理的调动，秘书覃流钧被调到坡里屯校学区，辅导员覃英杰以及作为村校领导教学骨干的我则被调到了狮山校。
石梁屯、坡里屯、狮山屯这三所学校，在那个时期都是秩序较为混乱的。我们临危受命，承担起治理这些学校差乱状况的重任。过了一段时间，县教育局察觉到罗波镇教育组的混乱状况，将那位直升飞机般升迁的覃某青降职调动到罗波高中担任图书管理员。自此，罗波教育组的业务工作才得以正常开展。
1981 年秋，我来到了狮山校。面对破旧不堪的校舍和冷漠的群众基础，我深知改变的艰难。狮山小学的校舍是三十年代的旧祠堂改造而成，解放后用作教室，多年来年久失修，部分已成为危房。由于此前群众基础不佳，有关部门也不够重视，从 1951 年到 1980 年，学校仅仅得到了 200 元的修缮费用。
1982 年，学区领导进行互植调换检查工作。府城镇的领导来到罗波镇，得知狮山小学少先队聘请了法卡山英雄连长指导员担任校辅导员，该连领导发动战士捐献课外读物给学校。他们特意来到狮山实地查看。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迅速发动家长扛来几条横木，将墙体有倾斜现象的教室顶撑起来。那位领导回去后向罗波教育组进行了汇报，不久，2000 元的修缮费顺利下拨到狮山。加上勤工俭学的收入，我们终于成功修缮了学校的危房。
有关部门开始重视，群众也随之关心起学校和孩子们的成长。我们狮山的教师，大多是只有三、四年级小学学历，教学能力和水平都相对较低。我抽空去听韦彩国、蒋光良、陆尚杰等老师的课，帮助他们改进教学方法，还主持开展教学公开课，而他们也十分乐意接受我的建议。在我任课的班级，为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提高他们的写作兴趣，结合当时的形势，我鼓励学生写慰问信、汇报信给中越边境的英雄连队。
1983 年暑假，狮山屯和板欧村交界的岜旺山，发生了因毁林而导致的大石崩塌事件。恰逢《广西日报》结合当时植树造林的形势，发起了《林业有奖》征文比赛的倡议。我立即发动学生参加征文活动。我带领学生实地参观现场，引导他们思考讨论：并非地震，大石块为何会崩塌？在作文课上，让他们以《揭开石崩之谜》为题写作。由于实地参观感受深刻，同学们写作时材料丰富，过程较为顺利。经过班内评比筛选，再由老师润笔修改。陆香秀、陆少武两位同学的文章不分伯仲。于是联名投稿，最终荣获三等奖，获得奖金 48 元。要知道，当时我的月工资才 70 多元。令人欣喜的是，小学生能在与成年人的写作比赛中榜上有名。更让人欣慰的是，通过党报宣传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写作兴趣，真可谓是一举两得，收获满满。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学校的面貌逐渐改观，群众对学校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村头巷尾都开始谈论学校，关心教育，甚至开始酝酿建校事宜。在我离开狮山一年多以后，大家集资修建了一所拥有四个教室的钢筋水泥结构新校舍。学校的方方面面都焕然一新，有了新教室、新面貌、新风气。
在狮山的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教育事业的艰辛与伟大。面对重重困难，只要心怀对教育的热爱和坚定的信念，就能够逐步改变现状，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段岁月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更让我坚信，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教育的力量都能够点燃希望之光，照亮孩子们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