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年间，齐安府麻城县发生一桩曲折离奇、震惊朝野的“雍正麻城杀妻案”，因是“冤狱罗生门”，被列入“明清十大奇案”之一。童生涂如松娶妻杨三姑，素不和睦，只因三姑性情刚烈，婆媳难容。雍正八年（1730）正月里，杨三姑和丈夫吵架，不悦，赌气回娘家过节，几天后假装回婆家，转而去老相好冯家同居，一去不回，等于离家出走了。涂如松去杨家寻妻，被告知早已返回夫家，两处找不着人，互相指责。两家族人亦卷入，争执不休，甚至有地痞卷入，谎称三姑被杀。因此，涂如松和妻舅杨五荣对簿公堂，一起诉讼于麻城知县汤应求，前者指责后者藏匿其妻，纵容其妻，后者指责前者虐待其姐，杀害其姐。知县得知涂如松家庭不睦，逮捕涂如松，但是没有实质证据，即便严刑拷问，逼迫认罪，也要有尸体为证，才能结案。三姑听闻两家在打官司，吓得躲藏于冯家，但是冯家明白案情重大，不敢再留。杨家见到偷偷跑回的三姑，将错就错，将其藏匿于族兄秀才杨同范家中。此案各执一词，拖延半载，两家私下花钱打点，只为整死对方。夏日举水暴涨，麻城县城外河边冲来一具无头尸体，高度腐烂，陷入泥沙，未知男女，于是杨家趁机诬称此人乃杨三姑。知县带仵作查看，仵作推断是男尸。秀才杨同范眼见被拆穿，趁机在齐安府学造势，煽动童生们情愿、抗议，跟当今的“网暴”一般，逼迫犹豫不定的汤应求下台。荆楚巡抚只得另派知县、知府负责此案，彼此交接之间相互推诿，关于无头尸体的说法，各执一词。此案跌宕起伏，迁延五年，牵涉杨涂族长、族人以及诸多小吏、证人，还涉及四任麻城知县、两任齐安知府、两任荆楚巡抚、两任湖广总督，甚至惊动了雍正帝。各级官员被夹在里面，主要是重大案件必须层层复核，一些谨慎的官员会复审，打回再判。涂如松被多次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双腿骨折，因此屈打成招，只待斩首。第五年的夏日，杨同范之妻分娩，极其痛苦，忘情地喊“三姑救我”。杨三姑竟然从藏匿的夹墙里走出来，被产婆看见。对案情早有耳闻的产婆，得到二十两的封口费，但过后于心不忍，让其子前去县里告官。此案再次层层上报，因关系复杂，最终由雍正帝定夺。主谋杨同范被夺功名，被判“斩监候”，八年之后，病死狱中。审理此案的新任麻城县令陈鼎，因此升任齐安知府。汤应求恢复功名，重任麻城县令，随后模仿南宋宋慈《洗冤录》，写成《自警录》，近九万字，但流传不广。著名诗人袁枚闻听此事，写成纪事散文《书麻城狱》，流传甚广，但后世对其记述诟病较多。他毕竟辗转得知案情，而具体案情极其复杂。
麻城附近的汉川，在清乾隆年间亦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邓汉桢案”。秀才邓汉桢娶妻黄氏，黄氏性格泼辣，与公婆不和，邓汉桢跟涂如松一样，被夹在中间，无所适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某日，黄氏辱骂公婆时，双方推搡厮打。适逢乾隆帝晚年推行“孝治”，汉川知县得到文件，巡视民风，得知此事，便传唤邓汉桢一家。鉴于双方各执一词，难以断定，他便上报到汉皋的湖广总督，故意讨好上司。湖广总督鉴于朝廷正搜集典型案例，将此事上奏乾隆帝定夺。该奇案不具有曲折性，却充满戏剧性。《大清律例·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条规定：“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乾隆帝得知汉川一带是“二十四孝”里卖身葬父的董永故里，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将邓汉桢、黄氏及相关人等押解至燕京，经三司会审，实行“零容忍”，采取野蛮恐怖手段，而且实行“连坐制”，无限扩大打击面，重塑董永故里形象。这些人被押解回到汉川，召开全县受训大会，当众行刑，且兵丁把守各处：邓汉桢、黄氏虐待父母，被裸体剥皮示众，而且公婆必须站在旁边观看，不得同情；邓汉桢的兄弟、叔伯和族长教导无方，被处以绞刑；黄氏母亲教女无方，被罚脸上刺字充军，轮流看守汉皋四个城门；邓家方圆一里的邻居们隐匿不报，一律被杖责八十，发配充军关东，充为官兵奴隶；汉川知县、汉阳知府被罢免官职，子孙永不许科举入仕；汉川县学教谕被杖责八十，流徙三千里；邓汉桢家被掘地三尺，永不许筑屋居住。此案唯一的赢家是邓汉桢的母亲，每月由荆楚布政使司发给二两银子的生活费。整个邓家只剩下这个孤老婆子，在恐惧与悔恨中享受“孝治天下的和谐局面”。乾隆帝满心欢喜地判完此案后，叮嘱湖广总督：“仰湖广总督严刻碑文，晓谕天下，后有不孝之徒，照汉桢夫妇治罪。”康乾盛世的“盛世气象”“圣朝教化”，包裹着血腥暴力的政治谎言。极度贪权自负的乾隆帝，在退位后依旧掌管兵权，控制嘉庆帝，自我标榜“十全老人”。乾隆帝死亡后，嘉庆帝为其定庙号为清高宗，嘲讽其为昏庸自负的宋高宗，随即捉拿重臣何坤，废黜文字狱的高压政策，拨乱反正，广开言路，褒奖起复前朝因言获罪的官员，被尊为“清仁宗”。1928年，孙殿英率部用炸药炸开裕陵，将乾隆帝的棺椁劈开，将尸体拖出分裂数块，用石块砸碎头骨和牙齿。
